另外，在国际范围内，随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逐步深入，世界逐渐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但是面临毒品、跨国犯罪、核武器扩散、科技风险、环境保护等公共问题的时候，世界各国却表现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对国际社会的公共管理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总之，无论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调节机制还是以政府为基础的调节机制都存在失败的风险，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当下社会的公共事务问题；无论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管理还是国际间的公共事务管理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公共管理的全面危机急需新的、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的诞生，急需通过这一理论的指导来变革公共管理模式。
另一方面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应时代需求所产生的一些新的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等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如上所提到的社会公共问题，还需新的、更具有创新性的，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的诞生。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重塑政府”行动为代表的政府管理改革，他们是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的。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传统官僚不符合自由主义的诉求的问题，新公共管理尝试要解决的传统官僚低效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或是治理理论提出的道德理想也还没有实现。[15]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政府改革运动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成功。正是如此，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治理理论的讨论。治理理论提出，国家的管理既不能私有，又不能放任；既不能由官僚机构一言堂，又不能让大的利益集团操纵；西方国家不愿意政府权力过大，要放权于民；用减税的方法限制政府支出，寻求第三部门的参与。但第三部门又往往没有政府的社会权力、大规模的公共资源和多种的管理能力，因此，就需要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政府部门协作努力，寻求用网络管理的方法，来迎接新的挑战。
正像人们所嗟叹的那样，“各学科领域原有的范式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解释和描述‘现实的世界’”[16]。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作为一种强调既重视发挥政府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理念的理论登上了历史舞台。当然，民主意识的增强和公民社会的崛起，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掌握信息渠道的多元和便捷，以及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发展等也都将为网络治理的全面运作提供不竭动力和外在基础。不可否认的是，治理理论的产生是社会现实和理论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
二、治理理论的理论渊源
治理理论不是没有理论根基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得益于先前的理论范式，正是在吸取先前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才逐渐固定了其核心主张。治理理论得益于如下一些理论，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和衍生形成的。[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