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农村学前教育质量也令人担忧。近年对于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高度关注与一项对中国农村幼儿认知水平的调研结果密切相关。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思高（ScottRozelle）是“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EducationActionProject，REAP）”的美方主任，其研究团队历时两年（2013—2015年）运用“贝利测试”（一种已被普遍接受的评估儿童早期发展的国际量表）对陕西省1808名6～30个月大的婴幼儿进行了认知水平测试，测试范围涉及174个乡镇351个村庄。测试结果发现，18～24个月大的幼儿中，认知发展滞后的比例高达41%；而在25～30个月大的幼儿中，这一比例更高达55%。2015年，REAP在河北农村进行了第二次贝利测试，测试结果发现55%的幼儿认知发展滞后。而在云南边远地区的测试中超过60%的孩子未能通过测试。研究还指出，导致农村幼儿认知水平低的原因主要是监护人缺乏刺激性的养育行为和母亲陪伴的缺失。上述研究结果在2017年9月“奋斗2020实现‘一村一园’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专题研讨会”上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甚至争论，也吸引了媒体高度关注。尽管有学者对贝利测试这一工具的适宜性有质疑，但并未妨碍低质量农村学前教育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农村人口“隐形危机”和社会危机成为业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
可见，要完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任务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比仍较低，投入保障的长效机制亟待建立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水平总体仍然偏低。国际上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在80%以上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的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平均为9.67%；毛入园率在60%～80%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的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平均为7.73%。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已经达到77.4%，但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2013年占比仅为4.22%。
从经费保障机制来看，目前尚未建立起支持学前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县级财政是当前区域内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区县政府是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的主体。对于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重心过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不足，难以维持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投入。生均公用经费和生均财政拨款尚未全面落实，很多地区公办园、企事业单位办园以及集体办园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家长负担较重，教师工资待遇低。
（四）部分民办幼儿园办园行为亟待规范
民办幼儿园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成为破解“入园难”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管理难度和问题。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其一，缺乏规范管理，民办幼儿园安全隐患大且质量无保障。
由于缺乏有效的规范管理，目前不少民办园存在着乱收费、高收费的问题。城市大多数民办园受经济利益驱动，无节制地乱收费、高收费，而城市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幼儿园和农村的民办园则实行低价恶性竞争。同时，部分民办园为降低成本，违规聘用无教师资格证人员上岗。大量的无证幼儿园和托管点的安全隐患严重且无法保证教育质量，近几年频发的幼儿园重大安全事故几乎都发生在这类幼儿园。
其二，违反学前教育规律，“小学化”现象严重。
目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现象仍是幼儿园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顽疾。受经济利益驱动，很多民办幼儿园不按《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安排教育教学活动，开设名目繁多的“小学化”课程。这种状况不仅违背了学前教育规律，干扰了公办园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办园方向，造成幼儿园大班生源严重流失、社会上对学前教育的误解和对学前教育科学性的质疑，同时也引起家长的焦虑，与扮演“幕后推手”的校外培训机构一起成为“小学化”问题屡禁不止的“始作俑者”。
（五）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仍须加强
当前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合格教师供给不足、教师地位和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幼儿园专任教师总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的需要。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教委1996年发布的《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试行）》和《北京市统计年鉴2016》计算，专任教师缺口仍约有40%。而从现有设置学前教育专业的中职、高职和高等学校的供给能力看，还无法在短时间内补上这个缺口。
教师总量缺口大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同时面临的挑战还有教师质量不高。众多研究发现，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质量总体不高，且质量不高的问题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幼儿园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队伍素质总体不高主要表现在高中及以下学历教师占比偏高，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合格教师占比及有职称教师占比均偏低。此外，非公办教师素质普遍低于公办教师，农村教师素质普遍低于城市教师，西部、中部地区教师素质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农村转岗教师素质不高。
现行教师编制政策存在着公办教师编制覆盖范围不合理、现有编制标准滞后于幼教改革实际以及编制管理随意性大的问题，影响了幼儿园教师的身份确认、地位和待遇。教师身份影响教师各项待遇和权益。以编制定身份的教师管理政策导致民办园教师不能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教师身份得不到认可，其他非公办幼儿园教师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同工不同酬，以及专业发展机会不均现象严重，也是造成非公办教师处于“低待遇—低素质”的恶性循环的主因。[10]
体制改革后，企事业单位办园和农村幼儿园教师虽然具有教师资格，从事教师工作，但没有被纳入事业单位管理，不具有教师身份，不能享受教师应有的社会保障、职称评定和培训提高等方面的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教师的基本权益也无从保障。
由身份问题导致的教师地位和待遇问题是影响幼儿园教师职业吸引力和队伍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受身份问题影响，社会地位和待遇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导致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偏低，专业发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造成幼儿园教师职业吸引力大大降低，优质教师流失严重[11][12][13][14]，甚至严重影响学前教育专业生源的质量[15]。同时，教师职称评定也受到很大影响。近年全国幼儿园教师学历层次提高很快，但没有职称的教师数量却在逐年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