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与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47.
紧接着教育哲学发展的中心任务便切换为教育哲学教材的编纂，欧洲大陆的教育哲学也得以传入。中国开始出现专门研究教育哲学的学者，他们开始翻译、编写教育哲学著作和教材。从1927年持续到1937年，教育哲学的本土化成为教育哲学发展的聚焦点。学者们主张立即建立一个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系，以作为教育政策或教育事业遵循的基石，提出“中国教育哲学务以能挽救民族危难为最高任务”[34]。
民国时期的大陆教育哲学从1949年以后在台湾地区得以传承。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教育哲学研究比较多元化，不仅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也开始形成欧洲大陆与英美并重的发展态势，例如，德国教育哲学开始进入到台湾学者的研究视域。[35]台湾的学者开始走出本岛，向欧美实现学历学位的需求。[36]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台湾地区在教育哲学学术和教学方面均有不小的成就。一方面，教育哲学成为大学、教师培训的重要科目，为教育教学服务的教育哲学教材密集问世。为了配合台湾九年师资国教的培育，教师需要修习《教育哲学》这门课程，贴近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修需要的教育哲学就相应活跃起来，亲民的教育哲学教材也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引进了英、美分析教育哲学和反思研究方法论的欧洲大陆教育哲学。很多当时的台湾教育哲学学者都接受过分析哲学的专业训练；由于各种统计软件包的引进，教育研究一边倒地使用美国流行的实证研究范式[37]，教育哲学开始对研究方法论进行反思，欧洲大陆的诠释学、现象学、批判理论等被引进来，检讨科学主义和量化研究，教育研究于是也开始注重采用质性的、实践的研究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的国际视野大大拓展，实现了与国际的同步。有关新实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教育哲学等都成为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还通过科研立项“人文社会科学史料典籍研读会：教育哲学学门”的方式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38]，不仅展示了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研究团队的合作研究能力，而且也为教育哲学的研究与教学积累了重要的基础文献。此外，台湾地区教育哲学也在努力走向本土化教育哲学的道路。如结合儒、佛、道思想的教育哲学，其著作水平已经让人难以企及。但是多数台湾学者还是认为教育哲学的本土化程度远远不够[39]。
1949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的教育哲学基本处在停滞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计划和制度，而当时苏联是不设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的，理由是马列主义哲学即是教育学的哲学基础，教育学中又包含有教育原理的内容，因而，“教育哲学”就没有单独开设的必要。教育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陆高校停开，大陆学者基本中断了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一些教育哲学工作者只好转而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进行自主性反思，并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此时有了一些介绍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编译本出现。在“**”十年中，教育哲学研究和教学再次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教育哲学研究和教学才又重新起步。
公共教育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