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威利斯继续对劳工阶级的学生进行新的民族志考察。这一时期的英国，因为制造业的消失，大规模的失业潮已经到来，许多劳工阶级的子弟在初中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在社会残酷的生存中感受到了无奈和被排斥感，失业的压力加剧了他们对学校教育的不满，这一时期的抵制方式体现为对学校正常办学秩序的冲击，并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社会骚乱。[6]
威利斯对英国劳工阶级学生的人类学研究的关注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尤其是当下电子科技时代的到来，威利斯的研究发现，劳工阶级学生对社会和学校主流文化的抵制呈现出当代新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学生文化表现出了一些通俗文化的特征，学生们会将自己的归属寄托在对流行音乐、某品牌的运动服饰，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当中。在学校中，劳工阶级子弟的流行和通俗文化仍然很难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但这丝毫不影响新时代的学生通过这些通俗流行文化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并对特定的文化形式和产品赋予他们所认可的意义。[7]
威利斯的研究是20世纪至今教育领域的民族志开展得最为充分而又影响最大的研究之一，其研究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主要原因在于其多年来所采用的扎实、可信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无论是研究设计、资料搜集，还是在田野中的扎实工作，对研究对象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地关注坚持等，都体现了一个人类学者所应具有的研究耐心和理论功底。[8]最为难得的是，威利斯的研究往往能在如山的资料中觅得捷径，他建基于一手民族志质性资料上的对理论的归纳和解释，不但可以高屋建瓴，同时也可细致入微，对现象的概括及其阐述总能鞭辟入里而又让人信服。笔者认为，每一个立志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都应认真阅读威利斯的著作，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研究可以取得的成就和惊人的潜力。
（二）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应有的特点
当我们对人类学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简单运用进行回顾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教育领域中开展人类学研究不但可能也是可行的，总的来说，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应该体现以下的特点。
1.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应着重分析教育领域中的文化问题
在上文笔者已经介绍过，人类学从事的是有关文化的研究，而教育中存在的许多复杂的现象其实都是文化现象，教育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文化问题的反映，而人类学研究强调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去观察研究对象，进而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及其意义，这种探究取向应该成为教育中人类学研究的研究重心。
2.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应对教育现象有整体把握的研究视野
教育是社会的子系统，教育问题既有微观的现象，也有宏观的现象，作为在教育领域中开展人类学的研究者，应能通过整体的视野来把握教育现象及其本质，也应对宏观和微观的教育现象都有所兼顾。回顾人类学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可以知道，教育民族志的研究关注视角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教育民族志都可根据教育的现实情境，对教育领域中的微观和宏观的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种研究韧性尤其值得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者的注意。
3.教育中的人类学研究要注意研究者本身的素养对研究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