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研究强调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是可以重复验证的，是可以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加以归纳并能对其他的同类现象进行预测的。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之后，自然科学的这种方法学逻辑开始在西欧的科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其发展不但对工业生产与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也给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后来，孔德和斯宾塞等人倡导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的量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并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成熟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的描述和预测，由此得出的概念和理论也应该能广泛运用于观察其他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早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提倡者们看来，社会科学必须依靠量的研究方法而成为从事客观研究的科学。
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发现，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完全有不一样的性质。许多社会现象及问题是无法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完全通过验证性的量的研究方法开展探索的。和自然现象的客观一致性不同，很多社会现象及问题是更加复杂的，不同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千变万化，其形式也会随具体的情境而表现得大相径庭。既然如此，许多社会现象及其问题的研究不适合采用总结成为规律并加以推广的量的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研究，许多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都是独特的现象，这些现象有某些独特之处而不可复制，对于这种现象，人类学的研究者在使用民族志时，往往只能采用的是解释学方法来开展研究。解释学的方法是以共情与联想推断的分析式归纳为基础，其研究目标并不致力于总结和归纳所谓规律和客观理论，而是致力于描述、解释、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所具有的意义。这种质的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量的研究的方法学逻辑。
而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民族志的开展强调的是要对人类学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强调研究者要从语音、图像等质性资料去再现现象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以及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建构。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完全置身于自然科学现象之外，强调自己对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不同，质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本身也是一种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工具，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现象的情感体验，对人类学现象的感同身受及其理解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学家看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现象都是同样重要的，研究者本身的经历、体验及其情感能直接影响研究结果的获得，人类学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完全不同于量的研究的解释学基础。[3]
整体而言，以民族志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特质可以简要地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点就是民族志强调研究的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强调研究的结论必须来源于研究者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些搜集资料的方法必须长期、细致而扎实，而田野调查正是开展民族志研究最主要的手段。关于田野调查的定义、特征和开展方式，笔者接下来在后文中会做进一步介绍，这里暂且不谈。
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第二点特质就是民族志所强调的文化研究的特质，许多人类学的研究者都认为文化特征是以民族志为主的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特质。[4]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是塑造人类的生物性质，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相比最显著的群体性质。[5] 因此，从事人类学研究必然要研究人类的文化，而民族志的研究就是要致力于详细、动态、融入情境地描述和分析人类群体的文化，尤其是要探索处于文化之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状态。[6] 总的来说，民族志的实质是要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会表现为人们所持有的伦理、价值、世界观，以及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具体的行动，民族志就是要将这种文化体系中人们的观念及行为描述出来。[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