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的脉络
保罗·朗格朗在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成人教育促进会议上提出终身教育的理念之后，终身教育的理论迅速传遍世界，并得到了国际上众多国家的大力推行。而我国由于受“**”的影响，直至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后，终身教育理念才开始逐渐传入国内。改革开放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价值，也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系列观念、思想、文化和技术上的新变化，正是在这种条件与背景下，终身教育理念开始引入和传播开来。[1]
20世纪70年代，部分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开始引入国际上终身教育相关的理念及研究。
1979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业余教育的制度与措施》一书收录了张人杰撰写的《终身教育：一个值得关注的国际教育思潮》和钟启泉翻译的朗格朗的名篇《终身教育的战略》。两篇文章均对终身教育理念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脉络、主要论点以及部分发达国家实施终身教育政策的状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979年我国派代表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继续工程教育大会，引入继续教育概念。1985年我国派代表参加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后，国内兴起成人教育的研究和讨论。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三个概念的讨论在同一时期常常混杂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一时期的教育现象如老年大学、全国扫盲教育运动等并没有被称为“终身教育”。[2]
国内以终身教育为主题的早期著作主要是国内学者的译著，如1986年，周南照和陈树清翻译出版了保罗·朗格朗撰写的《终身教育引论》。在终身教育思潮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撰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1972年），1979年由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出版。译著中还有持田荣一等的《终身教育大全》（1987年译）、C.J.泰特缪斯的《培格曼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1990年译）、阿瑟·克罗普利的《终身教育导论——心理学分析》（1990年译）、西里尔·O.豪尔的《学习模式——终身教育的新展望》（1992年译）、S.拉塞克和G.维迪努的《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1996年译）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年）等。这一时期我国学者的专著，有周蕴石的《终身教育》（1989年）、乔冰等的《终身教育论》（1992年）、谢国东等的《构建学习社会》（1997年）、吴遵民的《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1999年）等。[3]
终身教育第一次见于我国国家教育政策是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95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并且“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