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媒体对教师形象妖魔化的背后，凸显的是公众对当前教育腐败的愤懑与不满。教育作为一项关乎千家万户的公共事业，对于社会以及每个家庭而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在当前优质教育依然是一种稀缺资源的环境中，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备受争议。虽然教育部已经明确下文解决诸如重点校、重点班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学校之间在发展上还存在很大的地区、城乡差异。而在同一学校内部，各种或明或暗的重点班依然存在。在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每个人都想最大限度地获得最大化的教育资源，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寻租行为便应运而生，从而也衍生出诸如教育乱收费等教育腐败问题。在这种教育腐败面前，公众一方面是深为不满，另一方面则是不敢直接对抗，唯恐对抗的结果会给自己的子女带来负面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教育以及教师的不满便通过各种民间俚语与灰色幽默宣泄出来。如在坊间广为流行的教师的“眼镜蛇”形象充分反映了公众对教育、教师敢怒不敢言的矛盾心态。而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妖魔化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民众对教育腐败问题的一种带有极强情绪色彩的表达方式。另外，教师的某些过激行为，也与当前教师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前各个学校比拼升学率的激烈竞争中，教师实际上也承担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提高升学率，一些教师“恨铁不成钢”，表现出了有悖教育人道的言行。这种现象，表面上是教师的个别行为，实际上与整个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对这种现实的揭露虽然有将个别当成一般的弊端，但它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反思当前的教育问题提供了契机。如果说，公众对于妖魔化的教师，更多是抱有一种看客的心态去体验那种冒犯道德权威的颠覆式快感。那么，作为理性的教育研究者，应比公众多一份社会反思和社会责任感，不能忽视这一现象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教育问题。
最后，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非真实性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师德建设中专业性道德规范和评判标准的缺失。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教师道德的把握，更多的是诉诸于一种经验的直觉判断。这种经验的直觉判断主要来源于人们对教师道德形象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根源于社会的文化、道德传统。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社会道德总体而言缺乏层次性和针对性。它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则“万民同一”。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以及各行各业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整体性道德”由于缺乏普适性和针对性，很难指导当前社会的道德生活。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教师。在专业化的推动下，教师正逐渐从教书匠向专业工作者转变。相应地，与教师发展息息相关的道德要求也应该从非专业向专业的方向转变。遗憾的是，教师道德专业化的问题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这就容易造成教师、公众以及政府对教师道德形象判断的失误。而媒体对教师道德形象的非真实性呈现，一方面既来源于社会对教师道德形象判断的失误，另一方面则源于教师道德形象判断标准的非专业化。这种非专业化的教师道德评判标准，给媒体曲解、娱乐教师提供了文化前提。从专业性的角度看，教师在媒体中无论是被神圣化还是被妖魔化，都不是一个专业型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形象。因此，教师道德的专业性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教师在媒体中的道德形象的呈现。
[1] 陈雪根：《新媒体广告抢了老媒体风头》，《中国工商时报》，2006年6月8日。
[2] 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3] 于德山著：《当代媒介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 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页。
[5] “媒介即信息”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重要命题。他认为媒介即信息指的是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源于新的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媒介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信息）的变化。媒介即信息的另一层含义是：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即任何媒介的内容必然包含着文字、音频、图像等的符号或其他的可以传输的东西。参见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 孟繁华：《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选自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