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初秋，我在天安门广场遇见林志纯纯属意外。那天，我和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做社会实践的问卷调查。广场那边，有个人架着画板在广场上作画。一开始我就怀疑是林志纯，因为他的身材和长发很好辨认。但因为一圈人围着他，我始终没敢确定。
早上时，我只一心欣赏站岗的哨兵。后来，我则一直在揣测北边那个人是不是林志纯。他挽着长发，身上的白色T恤已经被汗水淋透了。脚下铺着的报纸上散着许多红色的画笔，一包口袋里全是颜料。周围看画的游客很多，大都看看就走了，有两个老外则一直站在那儿，一边指着他的画，一边指指天安门，和他说些什么。当时看那腼腆的样子，我觉得十有八九是林志纯。到了两点过，问卷发完了，我就让同学先走，自己朝北边的广场去找他。
烈日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影子压在地板砖上，长安街上的车冒着滚烫的热气。林志纯心无旁骛地对画端详——按理说我应该吓吓他，但我实在没有恶作剧的天赋。他手上身上都沾着颜料，连一缕头发上也是彩色的。我原想笑，转过去一看，才知道脸上都是花的，恐怕是擦汗的时候揩上去的。
他见我突然冒出来，他还是吓了一跳，差点画一笔在鼻尖。我说，你在画什么呢？走过去一看，天安门在画中恢复了清晨的肃淡，金色的朝阳取代了火红的午日。他傻笑着说，他是帮室友画的作业。“他大三了，又有学生会要忙，我就答应了。”搞了半天，这一笔一划的精心铺陈，竟然是代同学做的作业。“那你可得让他请你吃饭。”我说。他笑道：“只是我比较闲嘛。”
他有时非常好好先生。常常是自己忙的时候，还帮别的院画海报。“他们院能画画的都毕业了，又要得很急。”画画的事也就算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会半下午半下午地安慰被老师骂的同学，拿赶论文的时间陪室友去区医院拔喉咙里的鱼刺，给在**躺着不想下来的同学拿快递，一大早起来帮根本不熟的同学买火车票：只因为别人说没有网银……那次我都被搭进去了，大清早就被他电话吵醒问我网银上还有没有钱。但是，他也干坏事——只有在那些讳莫如深的夜里，他才向我吐露，并从未抱有赎罪的态度。他当时说：“要是你看不惯他，你可以……”冷漠中带着一点自以为的自豪。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边上守着他画完。一开始，他让我先回去，我说不急，难得忙里偷闲。他很犹豫地望着我，略有深意，迟疑地点点头，就再没管我。我承认我当时是有私心的，也隐约明白他为什么犹豫迟疑。不过等到他画完时，我已经忘了那件事。
我不太懂画，也不好问东问西，怕打扰他画画。但我觉得中午的时候，这幅画就已经是完美了，他却仍在修修改改。金色的晨光不是金色，是千万种金色；鲜红的城楼不是鲜红，是千万种红。最后，天安门后方升起了月亮。白净的月亮像一块薄薄的白巧克力贴在天上，他也在画的边缘添上了一个。
画画的时候，他基本已经忘了我在边上。中途有次转过来，看见我了还一副愣怔样。后来我走近去看，他才问：“怎么样？”“很好了。”“这里还可以改改。”看他抹完，我说：“感觉没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他一边嘲笑我一边开心道，但一开始画画，他又不苟言笑了。
广场上的麻雀躲在大片大片的阴影里觅食，游人向旗杆方向汇聚。我帮他拎了画架，他背上画板。出了广场的时候，我一边看着那边安检口的武警一边问他：“既然进了城，不如再去个什么地方？”他想了想，忽然眼前一亮说：“我们去景山吧！”
两人大包小包上了公交，一路坐到故宫北门。橙色的阳光被树丫割得凌乱，等我们上到万春亭，故宫的红墙和明黄琉璃瓦正镀着一层的斜晖，寂静无人的殿宇浸在四周喧哗的都市中，一片迷蒙。“黄昏的故宫太漂亮了，”坐在栏杆上的林志纯说，“但我一直想画故宫的雪景——肯定超级漂亮。”我终于发挥了一点幽默感，说他的手不被冻成鸡爪子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