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不只是适用于中国范围的宗教文化，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清末开启的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及其以祇洹精舍为代表的现代佛教教育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近代的佛学现代化运动和欧美及南亚地区的世界佛学复兴运动结合在一起。民国以后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并环游欧美，与欧美各宗教领袖对话，积极建立世界佛学院、世界佛教图书馆，以推动佛教全球化。从而使得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不仅突破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局限，也突破了中国文化的地域格局，中国的宗教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互联互动关系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宗教文化与国内外宗教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而互相影响的关系，直接影响了中国宗教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主体性确立和多样性发展。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实际上已经逐渐汇集到近现代世界文化，特别是近代世界宗教文化的复兴与传播的大潮之中。
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世界性特点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宗教的民族性遭到削弱，相反，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性在现代化宗教教育当中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和民族性特色。无论是最西化的基督教圣约翰大学，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中国化运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辅仁大学，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国学教育不仅列为学校的主要课程或必修课程，而且国学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成为辅仁大学的重要特色，并与燕京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等基督宗教大学的国学教育一起，成为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文化挑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时代变迁，从古到今，源远流长，并呈现出一体多元的格局。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道家道教文化及儒家文化，并没有因为冲突而利用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的干预以至于被一方所取代，而是在冲突中走向交流、对话和互鉴，乃至融合和创新。近代中国的宗教文化与世俗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和科学化、民主化运动，也并没有因为冲突而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积极地自觉调适，特别是在寻求中国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创新，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本书的意义
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宗教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扮演着不可低估的重要角色，许多宗教界精英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精英，而大多数社会文化精英也或多或少地都与宗教文化发生一定的关系。正如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所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1]因此，本研究既是近代中国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宗教史和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改变过去对近代中国文化和近代中国宗教在认识问题上的一些局限，使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更明显地展示出来。一方面，使那些一味排斥宗教的人认识到，宗教不单纯是信不信教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因信仰宗教而忽视或轻视文化教育和文化提升的人认识到，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教育形式、一种生长在历史传承和时代土壤当中的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或宗教活动形式。脱离时代文化发展的步伐、缺乏文化深度和广度的宗教信仰，必将成为一种落后于时代，甚至堕入迷信泥淖的低俗文化。而只有自觉地吸收各个时代先进知识文化养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形式，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和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