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李璜、曾慕韩等人编撰的《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经商务印书馆紧急出版后，迅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充满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国家主义思潮和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得到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正如基督教界的谢扶雅在1925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撰文所说：
自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出版以来，教会教育在我国的势力与企画，引起教育界中人极大的注意。少年中国学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出版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内有《基督教与感情生活》与《教会教育问题》二文，痛论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弊害，在最近两年中，教会学校之闹风潮者，不下二三十处，因与教会学校行政当局意见冲突而退学的学生们，发出宣言，连带攻击基督教教育，不遗余力。于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与收回关税、收回司法权相提并论，喧嚣于国中。[47]
刘以钟认为，中国的道德教育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接受国家的监督，不能任由宗教教会来灌输宗教道德。他说：“宗教与教育，应有何等关系？久为学者所争。最近则分离说大占优势。所谓伦理教化运动者，发起于英伦，遍及全世界。据其所主张与实验，则脱离宗教之道德教育，伦理正确收效显著。现该运动之势力，日益膨胀，将使十数年之后，学校教育全脱宗教之范围，是世界之趋势也。况道德教育，既以国家为中心，所采德目，不能与固定要旨相背驰，故不容宗教混入学校教育，使国民道德失其中心，而根本为所动摇也。”因此国家主义倡导的教育，必须是：一，无论是私人或宗教团体所设立之学校，均须接受国家之监督，遵照学校规程，不得施宗教教育及其仪式；二，凡学校内（除大学哲学学科外），不得行违反国定道德要旨之宗教讲演。[48]
恽代英读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之后，表示对“所言民族主义的教育，我大体均赞成”，并就其中所论述的“国民性的教育”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以补充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
他说，国人都知道外国人现在主要是采用经济侵略方法对付中国，但并不知道经济的侵略，必须从经济上去抵御。因此，“我们要救国，最要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我们要夺回关税主权，要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这在我认为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以此来看待教会教育的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
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中国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们岂非全国经济上挟着优势？他们每年从外国募化来许多款项。他们设立教会、医院、学校、宣讲所、青年会，以及其他种种机关，有许多人的祖孙父子，都靠他们做衣食父母。他们又借外人的势力，出入官署，包揽词讼。至于外力侵入的机关，他们更可以有介绍职员的优先权利。你看入教会学校的，那一个不是脑中存着一个将来吃洋饭的幻想。自然，基督教理亦可以批评的，然而，这实在是徒劳无功。他们原不是“信”教，原只是“吃”教。我遇见了几个比较勇敢真挚的教徒，他们都承认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假冒的、名不副实的。我问他既然这样，何不使他们出教？何不先将他们感化成为真的教徒，再向外面传教？何必还要闹那些甚么“归主运动”？若中国人名义上都成了基督教徒，而都系假冒的、名不副实的必定有甚么好处吗？这些问题，他们都不能答应。不过，他们是人家豢养来专做这种事的，他们只好不想我这所说的问题，以免良心上的苦痛。他们怎敢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认清了基督教是浅薄、虚伪，他们为自己的饭碗，为妻子儿女的温饱，亦只好抵死的这样去做。有些基督教徒，自命为很能舍身为教会做事，因为他们收入不多，而肯终身不易其业。然而，我们要知道，基督教能得这些舍身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安定，而又有其他的好处呢。[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