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自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之后，相继有欧美各国的基督宗教各差会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但是，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基督宗教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发展信徒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就新教而言，到1840年，来华传教的英国和美国传教士大约有20人，有不到100名中国人改信基督教。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爆发，特别是1842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等直接参与谈判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的基督教徒很快增长，到1900年，中国人改信基督教的已达到八万，与此同时，中国的天主教信徒已达七十二万。[6]
义和团运动前后，“知道国内有基督教的人很多，而了解基督教的人却很少。人们都把基督教当成西方侵略政策的工具，误解者多，而赞成者少”，“而且当时基督教受和约（即不平等条约）的保护，颇涉政治嫌疑，特别是1900年天主教神甫借和约（同上）过多地攫取特别利益与赔款，就更难免遭人猜忌了。总之，1900年前后，官府的猜忌与群众的误解，是当时对基督教态度的最明显的特征。”[7]但是，在东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威逼和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对抗东西方列强，基督宗教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1907年以后，传教士团体由3445个增加到6250个，受餐信徒人数由18万人增加到366000人，传教士约增长103%，受餐信徒约增长105%。”[8]
近代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0年曾经指出，他们并不期待中国官绅和士大夫们很快接纳基督教，而是期待中国官府与缙绅等对于基督教不持反对的态度。他的这一期待，从1907年开始逐渐得到实现。从1907年到民国初期，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处境来说，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非信徒群众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改变了，同时，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在中国政界担任职务。正如当时的基督教会中人所说：“基督教环境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社会地位的改变。1908年明恩溥博士（）曾经指出：‘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明恩溥的这一愿望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逐渐得到落实。1917年中华续行委办会从各地得到的报告中发现，如果是在1895年，四川的外国人和传教士会逃到中国人家里去避难，而到了1916年，中国人有急难，却要逃到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家里去寻求躲避。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重要变化，当然不限于四川一地，而是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有同样的情形发生。因此，民国初期的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欣喜地指出：“基督教运动现在已被公认为宗教运动，不具有政治色彩。青年会在各大城市中举办的饶伯森教授（ProfessorRobertson）的科学演讲和穆德（Mitt）、艾迪（Eddy）二博士的游行演讲，都有效地促进了这种变化。同时，某些基督教领袖出任政界担当国事，更加使人了解基督教是中国人普通生活中的事情，而不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据说，1907年‘各地高级官员多半没有接受或不受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当时有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已受聘到国立学校去任教。但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基督教徒在政界中渐露头角，如广州的政界领袖信奉基督教的就很多。”“总之，中国各界对基督教的态度逐渐好转，到1911年以后则大有改进，1912年广东省官员中基督教徒竟占65%，使基督教影响大为增加。”但是，他们也预感到，中国人入教的人数大量增加固然是大好事，更是近百年欧美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然而，基督教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它的组织工作及领导权都属于外国人，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没有中国化。但是无论如何，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价值已经被人们承认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