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
章开沅先生说：“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直、皖之间，江、浙之间，直、奉之间，乃至蒋、冯、阎等各个新老武力集团之间，战争连绵不绝。还有五卅运动、济南事件、国共由合作到分裂，国民革命本身是风云变幻、波涛迭起。但是透过复杂纷繁的历史现象，仍然可以发现这十年的主旋律乃是民族主义。正如当年曾经流行一时的口号式歌曲所呼唤的那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军阀之所以必除，正因为它是列强的走狗，而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不仅国共两党、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就连各派军阀及其依附政客，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这一历史主流的影响。”[1]
而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对于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并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的基督教来说，则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所说：
20年代当基督教、教会大学和西方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焦点时，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开始形成。这一系列运动有助于把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运动还表明许多中国人发现西方文明中的非宗教和科学内容对现代过程关系更大。不管人们的政治信仰如何，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并用基督教差会与西方经济、政治扩张的并存关系来论证这一理论。反对基督教教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西方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部分，同时形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词汇。[2]
不过，有些西方学者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归结为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主潮，并将这两大主潮分别归属于两大政治阵营，即国民党代表着民族主义，而共产党代表着共产主义。[3]这种看法将共产党完全排除在民族主义之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共产党并不以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图存作为主要目标，而完全追求和完成这一目标的是国民党。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国内外学术界有过大量的研究，但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分析这场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是比较普遍的看法。[4]最近有学者指出：“非基督教运动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由民族主义所促成，相反，征诸史实，非基督教运动通过各类方式，反而建构了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表述非基督教运动，远不如以后者来表述前者来得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他认为，在上海地区的非基督教运动当中，民族主义尚未提升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诉求，更未被制造出来，至多只是在一些政治口号下，淹没在民族主义历史隐喻的词句之中，而民族主义本身正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并被创造。与上海的非基督教运动有所不同，北方的非基督教运动置于更为宏大的启蒙事业之中，但这也不意味其中有一种民族主义理论作为支撑，有的仅是以“科学”名义代表着一种反抗的呼声。这类呼声在随后响应这场运动的社会舆论中，却显得异常的集中。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历史表述，构成了后来不久的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历史记忆。非基督教运动的后半期，正是通过各种构成形式，将民族主义的“想象”——群体认同的认识过程，提升为一种运动，并不断将其强化。[5]事实果真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