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来华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民族主义虽然不是近代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自然生发出来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甚至是占据着核心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代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派别及其人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学术、教育、外交，等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深受其影响。[1]已故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李侃先生曾说：
中国近代文化的新陈代谢和民族觉醒，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在五四运动以前，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冲突，主要是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激发和强化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近代国家意识。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救国与维新、爱国与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五四”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时代主流的新的社会思潮，又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醒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段觉醒，在更高自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迅速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2]
在最近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成为大会的主题，“民族主义”作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都集中反映了近代初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五四时期是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成熟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思想。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民族主义获得了国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认同和普遍响应。[3]
章开沅先生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要在被侵略国家引起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运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这样一部民族运动史。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运动有其特定的主要承担者。在1900年以前，中国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广大农民以及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70年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虽然有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事，但他们都显然未能起支配作用。到20世纪初年，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极其活跃的姿态出现在民族运动的前列，并且逐步掌握了引导运动向前发展的主动权。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的，而其中若干有识之士甚至相当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所从事的民族运动与往昔的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1903年，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新**中，对于民族主义的宣传显得空前活跃，但进步知识分子并没有把民族主义作为目的，而是把它当作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的一个重要手段。[4]
正如1903年出版的《浙江潮》杂志中刊载的文章所说：“吾言民族主义，何以必推源于法国大革命？曰：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相容者也。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全族以立国。然兹所谓统一云者，志意的统一，非腕力的统一也；共同的统一，非服从的统一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