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80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们指控的领导人职务的话，他们便要辞职。而另一天，一群租种属于储君的分成制租田的农业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海军抗议的是对索巴斯（Zorbas）上校的提拔。索巴斯上校在与上尉泰帕尔多斯（Typaldos）进行了一周的谋划后，与议院主席展开对等的谈判。与此同时，市政联盟对这些海军军官加以斥责。一名议员提议，应以敲诈罪名来处理这些军官及其家属。当指挥官米亚乌里斯（Miaoulis）朝造反者开枪时，原先受泰帕尔多斯指挥的海军士兵们，便开始履行职责了。这不再是伯利克里（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时代的那个和谐的希腊，而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亚格拉蒙营地（Campd’Agramant）。[2]”
没有军队的帮助，一场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或至少军队要保持中立，最常见的是军队没有参与，运动便开始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紧接着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起因是在色当战役中，法国战败投降，令法国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发生在首都地区，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尼塔尼、法国南方就曾群起造反来对抗巴黎。
二、政府如何抵御革命
在前文列举的多数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于其懦弱，最后一触即溃。
俄国革命告诉我们，一个政府要坚决捍卫自己，才能最后赢得胜利。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革命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由于在东方遭受到巨大失败以及旧制度长期暴虐的统治，所有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部分军队和海军，都揭竿而起。铁路、邮局、电报都纷纷罢工，导致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各主要地区间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断。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阶级，他们也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传。农民的命运非常凄惨。在沙俄农村村社组织米尔（Mir）体制下，他们只能耕作土地但无权获得土地。政府决定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方式来与这个人口众多的阶层实现和解。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强制地主出售给农民其拥有的部分土地，并专门成立一些银行，负责借贷给购买土地者必要的资金来支付土地款。而所借款项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缴付的方式来偿还。
在确信农民保持中立之后，政府开始与焚烧城市、向人群投掷炸弹、打仗残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作战。所捕获之人一律处死。这种屠杀是自人类有史以来保护社会免遭反叛者摧毁的唯一办法。
获胜的政府还明白，必须要满足国家开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于是政府建立起了议会，让其负责起草法律、监督开支。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所有原来的支持都接二连三地失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是如何凭借着智慧和决心战胜最大的困难的。公正地说，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选择了自杀。
三、政府发动的革命：以中国、土耳其等国为例
政府几乎总是在与革命做斗争，而不是闹革命。体现着时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们总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领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开展一些激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有时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稳定与否。
当一个民族是由半开化的部落组成的时，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强大的传统，也即没有现成的民族意识，政府对这样的民族强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会取得成功。这就是俄国在皮埃尔大帝时代（PierreleGrand）的情形。为人所知的还有俄国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亚洲、半欧洲的俄罗斯人的力量进行欧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形，革命是由政府发起的，但革命的对象是技术而非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