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离心离德源于精神传染，最终表现为对既有秩序漠不关心。在几名军官联手推翻土耳其政府后，希腊军人便想着效仿他们来改变自己的政府，尽管这两个政府之间毫无类似性可言。
一场军事行动可以推翻政府，那些西班牙殖民地共和国毫无例外都是被军事推翻的；但革命要想产生成效，则需仰仗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不满和希望。
除非到处充斥着不满甚至愤怒，否则不满并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怂恿人们去抢劫、破坏和杀戮很容易，但要煽动整个民族，或至少这个民族中的一大部分人，领头人的示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对不满者夸大其词，让不满者相信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尤其是饥馑的唯一原因；领导者还许诺说，所追求的新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幸福的时代。通过启发和传染，这些思想得以萌发、传播，随后革命的时机便到来了。
基督教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酝酿并成熟的。若说后者酝酿的时间仅仅数年，而前者耗时多年，个中原因是法国大革命者很快便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革命者则在很久之后才拥有自己的物质力量。最初，基督教革命仅有些信徒，他们是卑贱者、穷苦者、奴隶，在弥撒的蛊惑下，他们认为此生的不幸会为之换来极乐。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染，最终会侵染到上层社会，在最终获得某位皇帝的认可后，这种业已蔓延开来的新信仰便成为正式的宗教。但在此之前，这个传染过程却极为漫长。
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一个政党获胜后，会依据自身的利益来着力构建社会。革命发起者有军人、激进人士、保守人士之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看法各不相同。新的法律和制度是依据获胜的政党以及辅助它的阶级如教士的利益来制定的。
如果胜利是通过暴力取得的，如法国大革命，胜利者便会将前政权的律法一股脑全部废除。前政权的拥护者也将遭到迫害、流放或处决。
除了保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外，当获胜的政党在捍卫其信仰时，迫害会达到顶点。失败者别指望能得到一丝同情。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国民公会的死刑以及法国近来宗教集会禁令等莫不如此。
胜者获取的这种绝对权力让胜者走上了极端，如国民公会要求用纸币代替金币，商品要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售等。限价措施很快在生活必需品上碰了壁，招致群情激奋，在大革命末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这一规定不了了之。几乎全由工人组建起来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内阁近来的遭遇也是如此，它颁布了一些荒唐的法律，赋予工会会员以相当大的特权，招致舆论的一致反对，三个月后，内阁解体。
刚刚提及的都是些不常见的例子。大部分的革命都以产生一位新君主上台掌权而告终。这位君主深知要想执政长久，首先就不能过于专宠一个阶级，而要致力于实现阶级和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在阶级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免受到一个阶级的挟持。允许一个阶级得势也即等于为自己找到一个主子。这是政治心理学中颠扑不破的规律之一。法国国王们都深谙此道，并先后对资产阶级和教士的壮大做了坚决的抵制。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下场将和中世纪德意志的皇帝们一样，被教皇逐出教会，受到凌辱，其下场一如在卡诺莎（Canossa）觐见教皇以求宽恕的亨利四世。
这个规律在历史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异常显赫，皇帝们完全仰仗士兵，军人对皇帝们的废立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对法国来说，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一位几乎至高无上的君主统治是一大幸事，其言必君权神授，因而声誉日隆。若无此权威，他将无法制约封建贵族、教士以及议会。如果在十六世纪末期，波兰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绝对的君主统治，那么波兰将不会走上这条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了的衰败之路。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政治革命也可以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但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些变革与导致它们的宗教革命相比是多么的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