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矢崎武夫（Yazaki，Takeo）：《日本的社会变化和城市》（SocialChangeandtheCityinJapan），纽约，日本出版社，1968。
[17] 起源于中国古汉语而又以不同的含义重新引入近代中国的日本文字语言被引用作为“归还的象形外来词”。见刘禾（Liu，LydiaH.）：《语言学转换实践：文学，国粹和翻译的现代化——中国，1900～1937年》（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China，1900～1937），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18] 明朝年间，尤其在繁荣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居住在那里的士绅们通过挖掘池塘、堆砌怪石、建造亭台楼阁和假山而精心装饰自己的地产。换句话说，他们建成了所谓的古典中国园林。然而，所有这些园林皆属私人所有，公园的概念尚不存在。克莱格·克伦那斯（Clunas，Graig）：《丰富的遗址：中国明朝的园林文化》（Fruitfulsites：GardenCultureinMingDynastyChina），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6；汉德林·史密斯（HandlinSmith，J.）：《齐保家社交世界中的园林：晚明江南的财富与价值》（GardensinCh'iPiao-chia'ssocialworld：wealthandvaluesinlate—MingKiangnan），载于《亚洲研究杂志》，1992，51（1），55～81页。
[19] 《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0] 《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1] 《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2] 清政府拒绝市政会议提出的在内城两个著名的庙宇上修建市场的提议。虽然市场是以歌剧院和百货商店为特色，并承诺要活跃这个地方的气氛，给公众提供娱乐，但是清政府坚决禁止在城内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尤其是当那已意味着对他们封建皇室空间的蚕食。《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3] 是否创建公园的辩论直到清朝的衰亡才又重新开始。自治组织再次在公共空间开放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1912年，以士绅为主的市政会议请求内务部将前帝国的天坛和先农坛改为公园。但是，提议被搁置，得到的答复是，“共和国现在才刚刚建立。政府还未决定是保持还是废弃在这些祭坛举行典礼。现在请求将这些地方划归地方使用还为时过早”。《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1，1909—1911。
[24]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D.）：《北京：社会概览》（Peking：ASocialSurvey），237页，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1921。
[25] 例如，1907年番国喀什噶尔的特使到北京朝拜时，他们请求进入万牲园参观，他们听到的引人入胜的描绘是“听说园里满是富丽堂皇的西方建筑，并有世间所有活着之生物，实乃全世界的一大奇迹”。《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6]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114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27] 《市政通告》，1914（2），9～10页。
[28] 《市政通告》，1914，（5），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