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城市居民生活的相应变化，空间的变迁仍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城市中产阶级是如何积极通过经常光顾新建的公园，参加由公园管理机构制定的计划和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娱乐活动而接受了大众公共空间的理想。当然，需强调指出的是，那些从这些活动中受益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中上层阶级。事实上，北京的公园是富人、城市知识分子、旧式文人、留洋回来的学生以及政府官员们的乐园。从这个角度讲，公园运动对20世纪早期北京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政治理想主义者表达了开放从前封建帝王禁地的愿望，尽管政府鼓吹“公民权力”，尽管有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许多城市居民仍然不能去游览并非那么公共的“公园”。中国公园运动未能成功地为各个阶层的人民服务，因此它自然无法与西方的公园运动相比，这再一次暴露了社会变革的不彻底性，使近代中国历史上本应更加辉煌伟大、更富有革命精神的空间变迁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
[1] 英文本原载ModernChina，24，No.3（1998）。本文选自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 冉玫烁（Rankin，MaryB.）：《中国的精英活动与政治变迁：浙江省，1865—1911年》（EliteActivismandPoliticalTransformationinChina：ZhejiangProvinces，1865—1911），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
[3] 罗威廉（Rowe，WilliamT.）：《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年》（Hankow：Commerce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年》（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
[4] 戴维·斯特兰德（Strand，David）：《北京的人力车：19世纪20年代城市人民与政治》（RickshawBeijing：CityPeopleandPoliticsinthe19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
[5] 关于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讨论，见蒂莫西·布鲁克（Brook，Timothy）、迈克尔·弗洛里克（）：《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SocietyinChina）.Armonk，纽约， 出版社；以及《专题讨论会：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