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都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惊人的。从1914年到1926年这12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园和皇家庙宇都向公众开放了。一位近代西方作家写道“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优哉游哉的场所如今变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园仙境”[65]。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本文与其他研究成果在两方面有重要的不同。其一，本文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地域方面，即公共空间。通过对北京私有皇家园林及庙宇转变为公园之进程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帝王领域的收缩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其二，我不是将公共领域的扩展归因于正式国家权威之作用的削弱，而是试图表明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北京的公园运动中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备受政府和地方精英关注和争夺的领域。一方面，当地政府机构“京都市政公所”倡议和实施了北京城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公园工程，并发动了卓有成效的公园宣传运动以增强公园对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地商人和银行家承担了这些公园财政负担的大部分，并对公园进行了成功的管理，即使是在军阀连年混战的动乱年代也是如此。这样，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作用才使公共空间的变迁成为可能，并为近代北京城市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20世纪初出现于北京的公园是在西方经验的感召下诞生的。公园，这个现代的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和日本引入中国的。在那之前，中国缺乏类似于西方公共空间那样的场所。当然，如果我们就准入而言来定义公共空间，那么传统的庙会确实给北京人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间。但是庙会与公园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是私有而后者是集体拥有（如民国政府）。换句话说，正是这个“公共”运动才把属于帝国统治者的私人空间转变成属于民国政府，或进一步说属于人民的现代公园。
与西方的类似空间一样，北京的公园提供了舒适宜人的自然美景，从而与北京城拥挤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北京的公园是在前皇家园林和庙宇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些皇室乐园的修建不仅着眼于建筑等级秩序，也着眼于自然风光，以至于从18世纪初开始，它们就对欧洲风景优美的花园和公园的出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皇家花园的设计对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欧洲的一种“中国式园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占据统治地位。所以，虽然20世纪初北京修建的近代公园毫无疑问标志着消灭封建等级，提倡人民共享的转变，但是在其设计上可能并没有彻底的革新，因而与欧式自然风光的传统也并非是不相配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公园还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公园成为政府和民间团体竞相争夺的公共空间。一方面，中国公园为公众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公共空间。经常在新创立的公共空间举行的群众集会强化了城市人民要求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政治呼声，表达了他们对主权共和国民主理念的执着追求，这在封建帝制时代是闻所未闻的。另一方面，在公园里，政府通过免费展览、图书阅览和格言亭等形式来推进其改革方案，强调公园的教育功能。政府改革派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共卫生、道德教育和扫盲运动，希望通过公园中新型娱乐和休闲形式的大众化，铲除不良的社会习俗，如赌博和卖**嫖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