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长宝
北京城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的建都史，“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2]，自金贞元元年（1153）起，先后有金、元、明、清四朝定都于此。自元代营建元大都起，北京就形成了三重城垣的基本格局。此后经历明永乐年间重修紫禁城和嘉靖年间复修外城，使北京城形成了明确而完整的凸字形、四重城垣的结构，即俗语所说的“内九外七皇城四”，一直延续到清代至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皇城作为“民不得出入”的禁垣，承担了苑囿、祭祀、宗庙等皇家服务功能，是紫禁城到内外城的过渡，作为皇城边界的红墙自然也有重要的历史和人文价值。皇城城墙（以下称“皇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共历3次增筑，总长约13公里[3]，2003年测量仅存1900米[4]，其中绝大部分的损毁发生于1930年之前。
在北京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城墙很早便引起学者的关注。清中后期，就开始有学者关注城墙的变迁，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日下旧闻考》（1788）、《宸垣识略》（1876）、《（光绪）顺天府志》（1886），民国时期陈宗蕃所著《燕都丛考》（1930），原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旧都文物略》（1935），以及朱偰所著《北京的宫阙图说》（1938）等，对北京皇墙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和状况都有记录和讨论。《旧都文物略》前言有云：“纪故都事物，勒为专书者，亡虑数十百种……或疆域过广，如《顺天府志》之类记载遍京兆二十余都邑；或过狭，如《燕都丛考》之类，仅及市内坊巷。至于《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书，例较近矣，然而成书皆在近数十年以前，玉步已更，河山非旧，一切情态变迁实多。”[5]此番感慨虽有编者附会编纂缘由之嫌，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实情：关于“旧都事物”的传统研究虽然书目繁多，但研究某一对象如皇墙的专著却尚付阙如；传统著作的描述在时间上跨有两三百年之久，所记沿革虽细，却缺乏必要的讨论。
1924年4月，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在巴黎出版，后经侯仁之于伦敦购得并引入国内。[6]喜仁龙一书分“概述、内城和外城”三个部分，对皇墙却忽略未提。近些年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以皇墙为专题的仍寥寥无几。王国华《北京城墙存废记》“汇集的关于城垣的史料，只限于北京的内外城垣，至于皇城、紫禁城的情况一般并未涉及”。贺善徽《北京的旧“皇城”》、刘鹏《北京的城垣》和刘建斌《皇城春秋》，对皇墙进行了一些浅显的事实描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谢敏聪在其专著中，用较大篇幅讨论了皇墙的历史变迁。史明正从近代化转型的角度研究市政管理机构对北京城的改造和建设，其中也涉及对皇墙拆除的讨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燮平、常欣对明清档案文献中对皇城规制、尺度的记载做了详细的统计和讨论，并从皇墙拓展、皇城制度改变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明清皇城沿革的观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兵从民国北京城身份的改变、军阀胡乱施政和市民意识觉醒的角度，对皇墙受到的损毁和保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九三学社的刘北北结合实地调研，对皇墙的历史、现状和保护进行了讨论。[7]本文主要依据民国市政档案、报刊文章、政府公告等一手材料，对民国时期北京皇墙遭受破坏的过程和原因进行考证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