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北京的公园在改变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的近代公园逐渐发展成为集娱乐、运动、教育、商业、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环境。这样又会有助于在公园影响下的新的城市文化的发展。
第一个明显变化是在政治领域。1911年以前，北京尚不存在公共空间，政治家们通常在其家中或者是仅有的几个可供使用的公共场所（餐馆和妓院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举行秘密会议。公园的创建明显地改变了这种情形。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大规模集会以表达他们民主思想的场所。如1915年，一天之内便有30多万北京人到中央公园参加公众集会，抗议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北洋政府的妥协政策[44]。1925年，大约700000人在中央公园出席哀悼孙中山的仪式，他的遗体就安放在公园中一个大厅里。三年后，大厅与公园一起更名为中山堂和中山公园[45]。
天安门广场这一新的公共空间也成为政治集会的另一焦点。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在天安门前开阔的空地上举行了许多次群众示威。这个广场（比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小得多），也仅仅是在几年以前才向公众开放的。1925年，广场在五卅运动期间（抗议日本商人枪杀中国工人的运动）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聚焦点。“一二·九”运动（另一抗日运动）也是于1935年自同一地点发起。最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升起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中国，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作为大规模提倡民主运动的发源地，变成人们更为关注的公共空间。谁都没有料到，像天安门这样的公共空间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群众政治参与的场所，以致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
20世纪10—20年代，各种各样的独立组织（自治团体）、专业法团和会馆在中国不断兴起。在袁世凯短暂的独裁后的十年中，民间市民团体的活动无论在广泛性和多元性上都是20世纪其他时期无法比拟的。从1917年到1926年，数百个官方批准的独立社会团体在中国的首都迅速成长。[46]。这些提倡道德、教育、男女平等、慈善、互助、宗教、运动、学术和文化的机构都发现新近建立的公园为他们宣传其宗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方。如20世纪20年代初，在专款帮助下几所妇女和技术学校在北海和中央公园建立。许多慈善机构也经常在公园为中国遭受洪灾和旱灾的省份的灾民募集赈济款。[47]总之，北京的公园为思想的传播和市民的动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开放论坛。
公园也为商务活动提供了场所。近代的北京，公园逐渐取代传统的庙市成为受城市居民欢迎的集会场所。原是庙集的许多地方都变成了公园。这种变化附带着西式百货商店的出现，如东安市场和新世界广场便成为理想的购物场所，人们在那儿可以买到从古到今，从国产到进口的各种各样的商品。随着新市场内餐厅和茶馆的设置，那里也成为少数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集会地。此外受人们欢迎的还有西式剧院。与传统的嘈杂、露天、户外的舞台相比，西式剧院讲究的舞台、灯光和舒适的座位，更为市民所喜爱。尽管大众仍然更喜欢地方戏剧表演，但是他们如今可以在近代化的剧院里而不必在传统的庙会上欣赏这些演出了。庙会失去其贸易与娱乐双重功能，自然是逐渐衰微，尽管它们没完全的消失。新的民间市集在民国初期便已发展，最为有名的就是位于外城天桥附近的市集。在那里，工人阶级家庭的集中和电车的出现，都对该地独特的商业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