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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对传统社区中生死控制方式的最大冲击，是生命统计调查员网络的形成。医疗社区与自然社区的叠合，开始改变原有城区内部的时空结构，其中改变所借助的方式之一就是生命统计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完善。因为卫生区采取的是预防为主的控制取向，预防控制的对象是“人群”，是自然区的居民，只有通过生命统计中掌握的相关群体的年龄、性别、职业分布以及出生、死亡的具体情况，才能更有效地合理安排和配置时空的秩序。北京最早的生命统计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成立时即已开始实施，老北京城区内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并没有进行出生统计的专职人员和档案记录，出生调查多由公安局户籍警于调查户口之际同时调查出生。因居民对出生调查有猜忌心理，怀疑被调查后政府将抽税或有其他对己不利的情况出现，故多不愿主动报告，即间或有报告者，其出生日期也不准确。自卫生示范区建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社区叠合后的双轨运行框架，除保留自然社区中的户籍警报告出生之职能外，医疗社区亦专门培训出专职的生命统计调查员进行社区内生死数目的监控。统计调查员的记录还与卫生事务所助产士、已训练产婆及各产院的调查相互协调补充，其效率明显要高于自然社区中户籍警的工作节奏。当时的北平市卫生处评论一所出生调查时谓其：“对于内一区界内之出生调查，派有专人办理，故每月所得之出生报告，均较内一区各派出报告者为多，故本处对于内一区界内之出生调查，均委令第一卫生事务所代为填报，本处接得报告后，仍撕去一联转送公安局，以备考查也”[33]。

第一卫生事务所共设有统计调查员4人，按20个警察区段，每人主管5段。每日除由1人轮流值班调查死亡外，其余3人每日赴各管之警察区段及产婆处探询出生情况，各医院则每星期轮流派遣一人前往抄录出生人数，得到出生报告后，再由该主管地段之统计调查员前往住户家中详细询问，并按该所出生调查表逐款填写。一所助产士于接生后及卫生劝导员于家庭访视时所得出之出生资料亦随时填报报告以资统计。所得之出生报告再按卫生局出生调查表填写送局以备编写生命统计。[34]

在社区实现叠合以后，作为医疗区域代表的统计调查员对自然社区所进行的最为严重的渗透，就是对阴阳生的监控与取代。清代以至民初，官方鉴于民间社会对阴阳生的崇信，丧葬必请其“开殃”“禳解”，具有亲自验视死者的条件，故阴阳生一直作为京城百业之一，被官府特许营业。不过官方和民间对阴阳生作用的认识是有相当差异的，民间社区视阴阳先生为重新理顺死者家属与社会之人际关系的中介角色。“出殃”仪式是社区道德伦理精神的一种表达，而官方则认为阴阳生具有检视鉴定死者死亡原因的能力，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功能。死者如系正常死亡，可以给丧家开具殃榜，并将数目定期上报，如系自杀、他杀而死，应立即报告官府，请“仵作”（法医、验官）验尸、鉴定，始可抬埋。这样就不免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殃榜带有法律见证的性质，是一纸正常死亡鉴定书。[35]

在阴阳生被彻底取缔以前，由于生命统计员的出现，社区死者办理殡葬手续与清代的区别乃是在于实行了双轨制度。清代居民死亡只需阴阳生开具“殃榜”，即可领取抬埋执照，可见“殃榜”具有相当权威的法律鉴定作用。卫生示范区建立以后，阴阳生的职权已缩小到为死者家属开具死亡原因报告单，家属持此单至各该管警段，再由警段填一死亡报告单，同时电告统计调查员亲往调查后，始得装殓。各社区的出殡执照，亦改由各统计调查员填发。故所有死亡之业经报告者，均须经过各统计调查员之手，而不致遗漏。这样一来，“殃书”作为出城抬埋的凭证功能就自然消失了，只不过阴阳生尚保留着对死者死亡原因的鉴定权。

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示范作用下，北平市卫生局分别于1935年1月和6月举办了两期生命统计调查员训练班，第一期训练班，招考初中毕业以上程度学员10名，给予短期训练，计上课实习各有一个月的时间，所授课程包括“公共卫生”“卫生法规”“绘图”“生命统计”“环境卫生”“细菌学”“病理学”“传染病学”8门，课时共96小时。均由卫生局二、三、四科及第一、二卫生区事务所人员讲授。实习期间则轮流派往卫生局二、三科及第一卫生区事务所，随同作实地调查工作。至1935年1月，上课及实习期满，经考试及格者，即委托为统计调查员，同时并函商公安局同意，接办所有内城各区出生死亡调查工作，除内一区第一卫生事务所原有统计调查员4人外，其他各区，每区各派1人（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原有1人故只派1人），其内二、内三区者分驻各该卫生区事务所，并直接由各该事务所主管人员督促工作。内四、内五、内六三区人员，则暂在公安局各该区署借地办公[36]。

在内城统计调查员布置完毕之后，卫生局紧接着于1935年6月呈准市政府训练第二期统计调查员，以备接办外城各区出生死亡调查事项。此次并未公开招考，所有报名之人，均须由本局或各附属机关职员负责保荐。因第一期公开招考的结果，所录取的各员，每多有中途请辞者。此次共录取20人，内中有已在内六区工作的稽察警1人，另有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派来1人及天津市政府派来北平受训者2人，全部受训者共23人。除课程与第一期相同外，学员实习期间轮流派往第三科实习环境卫生、取缔工作及第一、二、三卫生事务所实习出生死亡调查工作。自第二期统计调查员训练期满后，即由本局函商公安局同意，于同年9月1日起，由统计调查员接办外城各区出生死亡调查及核发出殡执照等项工作。其办公地点如外一、外四两区在本局各该区清洁班，外二、三、五区则分驻妓女检治所，烈性毒品戒除所及市立医院内。据称，训练班的学员在结业半年后，仅出生一项，每月调查即增添三四百人。其监控区域几乎涵盖了全城的各个角落，结果是进一步缩小了阴阳生的控制范围，至1937年5月北平市卫生局正式规定凡居住于北京内外城区的居民遇有死亡时，可越过阴阳生这道旧关口，直接呈报分区派出所，派出所据报后即发给人民死亡呈报单，并一面电知卫生局派驻该区统计员前往察看，并凭呈报单发给出殡执照。由此宣告了阴阳生社区功能的终结。[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