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制度转化的北京行政卫生，开始了从字面法规到社会实际运行规则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国家基于制度环境，在实践中采取选择性治理的策略。当时的政府没有一个长远的公共卫生理念，只有就事论事地选择事务进行项目型管理。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具体事务上，而且体现在管理方法上。也就是说，什么需要管理，如何管理，都是国家根据地方实际状况做出的权宜之计。这彰显了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制度的特色之一：国家在运用西方系统的技术性制度进行管理时，常采取选择性策略，致使新制度的实施是破碎的，缺失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
由于近代中国国家未能建构出一套有效的系统的行政体系，公共卫生难以得到来自整个国家机构的支持，既缺乏行政权威，也缺少资金支持。因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在国家投入过少的背景下，卫生机构在推行公共卫生时，将卫生教育和宣传作为主要手段，以学生和妇婴作为主要对象，以增加有效性。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公共卫生的主要方式是召开卫生运动大会和推广卫生教育。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这些措施彰显出国家对公共卫生的重视。此外，卫生机构选择性地办理公共卫生事务，大力推行具有一定社会基础且能迅速见效的事务，如疫苗注射、妓女检治和妇婴保健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实施基础的事务，如生死统计、疾病统计、食品监控等，则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
在国家力推之下，尤其是劝导学生养成卫生习惯的学校卫生教育，公共卫生观念逐步取得话语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规则。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不再仅仅停留于字面上，而是已经被国家选择性地实施，成为日常生活某些方面的规则。虽然制度与实施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断裂，但在选择性治理过程中，部分制度得到实施。不过，由于没有严格遵循专业设计，制度只能以一种破碎的形式存在。这种制度状况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反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举步维艰。
公共卫生制度在国家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影响到千家万户的生老病死，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国家对公共卫生缺乏足够的重视，但不能否认卫生机构及卫生专家们的努力。正是他们的积极工作，使公共卫生逐步从法规形式的存在变为日常生活的存在，成为一种社会制度。那么，到1937年北平社会实际运作的公共卫生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食住卫生已有具体规则和要求，并有专门机构监督管理。在食品方面，到1937年时，北平市已有一套虽不能说有效但却运作着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进入北平城的牲畜必须经受检验，取得许可方准屠杀[57]；汽水制造商营业必须首先通过卫生检查[58]；饭馆、摊担不能随便使用添加剂和色素[59]。在饮水方面，自1934年4月1日起，传染病医院、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及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分别担任自来水化验工作，就地采取水样，每日化验一次。化验结果由卫生部门直接送达自来水公司，促令其参照改善消毒，并在《世界日报》《新北平报》等报公布。1932年夏，北平市开始对饮水井试验漂白粉溶液消毒法，保证饮水卫生。此外，在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卫生局力推住户清洁监察。
其次，生老病死有了国家的参与，尤其是妇婴卫生和学校卫生作为关系民族国家未来的事务，得到重视。“九一八”事变之后，公共卫生更是时常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连的话题。人们认识到抗击暴日，必须提倡预防医学，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人口健康水平。[60]妇婴健康主要由保婴事务所和卫生区事务所办理。学校卫生逐步开办，1930年起在市立小学和幼儿园举办学校卫生，1935年开始办理市立中等学校卫生。学校卫生主要内容包括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预防注射、按期量体重、晨间疾病监察和传染病管理等内容。身体检查成为入学的必要手续，学校开始将身体健壮、无传染病作为入学资格的第一条。[61]
1937年，北平市公立医疗体系已渐成型，以市立医院为核心，包括一些分支机构等，为北平市内及四郊居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在这些机构接受门诊服务的人数逐年增加。1934年4月有3854人次，1935年4月有6063人次，1936年4月有7178人次，1937年4月增至8405人次。[62]与此同时，北平疫病防治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疫病防治技术发展潮流的影响下，中央防疫处自成立起，就致力于研制各种疫苗制品，极力推行疫苗免费注射，以预防各种疫病。从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机构开始普及疫苗预防注射，每年以运动的形式开展疫苗预防注射活动，有针对性地预防天花、霍乱、伤寒、白喉和猩红热等疫病。
再次，国家开始管理与卫生有关的行业。根据公共卫生的要求，卫生机构开始设立规则管理传统行业（如粪业、水业和屠宰业等），但当管理与相关社会团体发生利益争执时，常受到抵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卫生局没有考虑到这些行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反而将其作为谋利的对象，希望能够将其收归市办，不仅管理该行业事务，而且寄希望于将该行业的赢利收归己有，以补充财政拨款的不足。这种想法当然受到行业组织的极力抵制，甚至形成城市罢工风潮，无论是粪夫还是水夫都走向街头，抗议国家对他们权益的觊觎。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之下，卫生局不得不进行妥协，在保证不侵害相关行业利益的条件下，取得他们的合作。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卫生局是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组织。它的所作所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公共卫生，而且可能涉及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纠葛，折射出近代国家权力扩张中的利益取向。
最后，国家建立妓女检治制度，尝试运用公共卫生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通过将娼妓所代表的社会问题疾病化，使人们不再去寻找出现此种问题的社会原因，而是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就病论病，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公共卫生不是万能良药，它受制于社会经济状况，必须通过改造社会、改进贫民生活才能普及公共卫生，使之真正发挥作用。[63]但这些实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因此在北京花柳病防治中，国家基于社会现实采取选择性治理策略，建立妓女检治制度。这一举措彰显了政府选择性地使用专业科学技术的特性。
经历从警察卫生到公共卫生制度变迁的北京公共卫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科学医学为基础的规则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使相关的治理具有技术性，确立了社会的卫生标准，并延续至今；二是国家的管理范围得到扩展，以前被视为非公共性的事务现在受到国家的规制，并且这种规制遵循官僚科层的逻辑，开始深层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