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以往主办销量达五万份的《教育杂志》的经验，何炳松提议创办《中国学报》月刊。取其范围较广，“且暗示党国主办之意”；以社会科学为主；每期20万字；编辑7～9人，以住在上海者为限，特约编辑100～120人，延聘国内各科专家担任，每期版权页上全体列名，以示负责而资号召。如此，“将来学校党务之推进，或能收事半功倍之效”。[44]次日何炳松再函朱家骅，告以“伪方近已出有一种专门研究学术之月刊，表面上不谈政治，想藉以引诱各科专家代为撰稿，稿费闻极优厚。”有鉴于此，他认为办刊一事更有考虑价值，并拟请朱家骅、陈立夫、王世杰三人为名誉编辑。[45]
朱家骅接函，于6月3日转告何炳松来函的大意于叶楚伧，认为“此项建议如能推行卓有成效，既符政府收罗人力之本旨，且于研究学术之中推行党务，可使国内优秀分子悉心内向，无异充实本党之力量，兼能为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叶楚伧对办刊一事深表赞同，但鉴于国民党中央财务状况无法拨款，宣传部方面亦有困难，希望与教育部陈立夫协商解决。[46]朱家骅认为：“该刊之发行，事关主义之阐扬，以与异党斗争，在今日之上海，实属特别需要。得柏丞兄主持，当必有成绩可期。最好能在战地经费节余项下指拨一款，较为妥善，且得以从速进行。”[47]由于1940年度战区经费预算分配无余，不能按月拨款，遂在1939年度该项经费节余项下一次性拨款4万元。[48]
该刊实际创办时，定名为《学林》。“出版以来，顿得国内专家之合作，与青年读者之欢迎。”坚持一年左右，何炳松请求继续拨款两万，否则结束。因为据说“内地同志中对此事颇有微词”，“为避免误会计，似以早日告一段落为佳也。他日交通较便，时局较定时再行续办，确足谋联络文教界同志之感情，提高学术研究之兴趣也。唯自《学林》印行以来，国内能文之士（北平、昆明、重庆诸地均有授稿人），确获得不少生活上之补助。如予停刊，似宜别求简便救济之办法。”何炳松的提议是：每月筹一二万元的款，收购国内专家之专著，俟时局大定后为之印行，似亦网罗人才之一道。此外，何炳松还通过朱家骅获得特别讲座津贴两万余元，设立学术讲座，延聘滞留上海的学者，新的学年将至，也希望继续获得资助，即使款项减半，“亦勉可补助一部分值得优礼之贤士”。[49]
此时内地文教界人士对羁留孤岛的国立大学不及早内迁啧有烦言，以为在此任事者为苟且偷安之辈。实则何炳松等人每学期都呈文要求内迁，教育部鉴于在孤岛的其他国立机关风雨飘摇，朝不保夕，只有国立院校尚在埋头挣扎，要求其坚守岗位，不允任意撤退。面对内地同行的误解，尽管对于办刊物和学术讲座何炳松都做了结束的准备。他还是强调：“自《学林》与讲座两事实行以来，本党在此间文教界之信誉似颇有所增进，将来公开整理学校党务时，必可较能顺利进行。盖精神上既获得联络，则形式上将不成问题也。唯以往本党行事，每每举棋不定，随作随辍。不特旁观者为之失望，即身负工作之责者，亦不免因之灰心，见有应为之事亦不敢毅然自任。故愚以为如《学林》之印行，不特不宜中止，且如上海局势不变，并宜扩大积极进行。”[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