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述调整，华北文教协会的发展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是平津两地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的关系以及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则仍然未得到适当处理。1941年春，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改组，英千里等人因为要改就党部书记，退出文协，北平文协总会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为此，高挺秀潜赴重庆汇报，沈兼士则致函朱家骅，并提出会务报告，函谓：“平市改组，耿、英两君之新任务，因津方传播，此间局外人已有所闻，而各同人探询消息。褚君顷与弟等商酌再四，觉处此艰危环境，原来之行医计划，非变更不可。现正设法另立社会基础，俟成功后，即当进行一切。……再英君前请尊处电津，宣布彼已辞职，藉获掩护，乞速饬办。董洗凡君经弟邀请，已允加入本会工作，化名丁伯强，拟请予以文委名义，俾便合作。”[41]朱家骅同意沈兼士所请各项，并批示复电：“平市文教工作重要，务请设法大规模扩充”。[42]
4月7日，朱家骅再度致电沈兼士和褚成猷：“平市为昔日文化中心，沦陷以还，学人志士仍多息影其间，敌伪注意诱胁，不遗余力，浸渐移变，不无可虑。故我方文教工作较之其他省市尤关重要。现任或曾任各级学校教员及毕业肄业学生，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人皆有之，启迪联系及如何发挥其力量，以为他日收复失土张本，正有待于诸君子之继续筹划进行，北望燕云，神与俱驰。”
朱家骅连番催促，并非一般的鼓励督促，而是迫切希望北平方面于短期内有大动作。由于未见北平文协回复，4月25日，朱家骅再发一电，除了表彰北平文教协会在沈兼士领导下“收效及宏”外，主要是提出：“兹为加强工作起见，拟在平出版文史杂志或文艺刊物，以吸收第一流作家，使其能掌握华北文坛，隐约之间，灌输民族意识，暗示本党主义，并另出版一普通周刊，以吸引青年作家与优秀学生之稿件。拟请兄负责筹备，拟就预算，即行开办。”
以创办刊物的方式影响战时文教界学人和青年，并非由北平开始。一年前，在上海时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接到中央视导学校党务，“网罗人才，补助生活于学术商榷”[43]的指示，“日夕考虑推进工作问题，深觉在此间推进党务，既不能公开活动，而文教界中人又非仅口舌讨论或酒食酬应所能摇动，或改变其立场。加以此间文教专家亦不尽均在各校任事，联络更难普遍。故愚以为谋党务之发展，莫先于文教界同人精神之联系。而精神之联系方法固多，然莫要于学术问题之讨论。而以创刊一种标准较高，内容较富之月刊为其主要之重心。在专家方面，既得有发表研究心得之机会，又复可借优厚之稿费，以补助其艰困之生活。而在主办人方面，亦可收联络感情、网罗各科专家之明效。刊物本身如果标准甚高，亦大足贡献于吾国学术之进步，间接并可转移全国学者及青年学子之趋向。吾党如欲在文教界谋长足之进步，似以印行有价值之刊物为目前要图之一。近代《财政评论》之印行在学术界颇占地位，隐然成为吾国财政学界之重镇，即其明验。以往吾党亦常化巨大之经费印行各种定期刊物矣，然成效不著，盖主持者过重于宣传，与研究学术异趣，故不为时贤所重。且因初无永久计画，往往虎头蛇尾，所谓乘兴而来，兴尽即返也。此外，并因内容文字多属空洞无物之作品，无法引起青年之兴趣，更无望获得国人之高重。吾人若果发行刊物，必尽力矫正以往之缺点，为吾党树一文教界之新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