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知识》的实际主持人为吴世昌，编辑有连士升、郑侃嬨、杨缤、张秀亚等。1937年1月8日，顾颉刚遵照朱家骅的指示，亲自前往南京将出版物交有关部门审查，并进行申辩。12日，顾颉刚再度致函朱家骅解释一切：自去年遵嘱从事北方活动以来，已造成一种势力，学生及民众竭诚表示爱慕之忱，而攻击者大至，一方面北平教育界对宋哲元颇无好感，误会联络冀察当局使之勿脱离中央为顾氏个人活动，流言交集；一方面《大众知识》编辑人急于吸收青年，杂有“左倾”之语，无以自解。拟具将来工作方针四项，（一）二十九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抗日意识至浓，故通俗读物社所编抗日唱本能在该军内推行，此实造成精神防线之唯一机会，不愿放过。此后拟减少与冀察当局之接近，只在抗日一点上往来，因读物销入军队，非得长官谅解不可。（二）刊物方面，已切嘱编辑人郑重登载，《大众知识》之红色封面已更换，编辑人员亦当改组，撰稿者拟改以各校法学院教授为主体，而将青年作品减少，确保此后不再有“左倾”色彩。（三）减少与青年接近。（四）对中央方面，应多事联络，凡中央派至北平工作者，拟一一与之识面。有疑难事，与之商量；一切工作，俱与公开；对中央之报告，每周发一次；中央对其工作如有意见，祈随时宣示。
对于顾颉刚的解释和改进意见，朱家骅表示满意，希望其实行第四项，令一切传言，不攻自破；严密注意第二项，“确遵主义，不涉其他思想，则接近青年，实属必要。青年为国家基干，导之于正，党国前途，得以利赖。中央所期望于学术界诸先进，关于此点，实较授与其他知识技能为尤切也。至与冀察当局往来，初非招谤之原因，要点只在误会‘左倾’耳。弟与楚伧先生同感困难，亦在此点。”并要顾颉刚“有暇莅杭一谈”。此事的交涉清楚地显示，在对日及地方势力等多种因素考虑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为关注的还是与“左倾”争夺青年。
不过，在青年普遍“左倾”，且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缺乏信任和信心的情况下，要想通过导入拥护中央的正轨来激发民族意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甚至南辕北辙。顾颉刚的宣传鼓动工作短期内收效显著，重要原因正是顺应了“左倾”青年的热情。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觉无法二者兼得时，宁可因噎废食。据说“此事经各方磋商，佥主暂时结束，由中央党部函达顾氏，停发工作经费”。这与朱家骅的态度大相径庭。前后如此反复，很可能是因为惊动了最高当局，由最高领袖做出与主其事者不同的决断而后者只能执行。
顾颉刚对于这样的结果，自然不满，于2月4日致函朱家骅，表示惋惜之外，请求补发积欠的工作经费。若党部不能即发，祈暂由中央研究院垫付。这一要求，让已经离开中研院的朱家骅多少有些难堪，他于2月6日复函道：“特殊工作费事，前接中执会财务处来函，要求更换正式收据，已复请径行接洽。届时正式收据送来时，即将中研院所出者注销，请即与王毅侯先生接洽为荷。至十二月、一月份经费，楚伧先生既经允发，当可即寄。顷又致函催讯，请其早予拨给。前王毅侯先生言，当党部于归还垫款时，曾向伊声明，此款已停，故此时纵再嘱拨垫，恐伊亦未必照办也。总之，此事结果如是，殊为可惜，实非意料所及，徒使兄增加困难，方寸至为不安，负兄实甚。殊觉无颜以对，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而已。北平各国立大学，年来主持正义，领导宣传，殊可佩仰，尤以北大同人努力奋斗，更属得力。惟燕京以环境特殊，致兄之处境，较梦麟、适之诸先生，困难尤甚，自属实情。为执事素抱热忱，且精力弥漫，夙夜匪懈，仍盼与教育界诸同仁同心协力，在共同主义之下，为中央继续努力，以应付华北之危局，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此事虽然终止，朱家骅与顾颉刚乃至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关系并未结束。抗战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辗转于西北、西南各省，除继续编辑抗战读物、绘制抗战画册外，与全国文协合办通俗文艺讲习会两期，组织本社巡行工作团，演唱本社新词。参加后方勤务政治部工作，担任伤兵民众宣传与教育。然而，自迁到重庆后，因教育部补助数目过小，印刷困难，经费支绌，所有编成抗战读物画册150余种，先后交由合作机关印行，运送到渝者寥寥。为此，1939年1月6日，该社研究部主任赵纪彬持顾颉刚函前往拜会朱家骅，以后者“扶植本社历有年所”而寻求支持，因朱家骅外出，未能见面。次日该社专函报告社务近况，朱家骅乃另行约期与赵会晤。[11]此后朱家骅对顾颉刚仍然有所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