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顾颉刚14日即来函报告北平人士对事变的态度，对于张学良的“不顾大局，肆意妄行”表示“曷胜伤痛”。据称北平同人主张四点：（一）希望政府以政治手段解决。勿遽讨伐，俾蒋介石安全。（二）希望中枢充实。即使蒋不能遽复自由，亦可维护国家之统一，并照蒋原定计划进行。（三）绥远战事仍须由中央主持。勿以此次事变，致懈军心，且表示政府彻底抗敌之决心，借以间执任意批评者之口。（四）华北地方当局环境不同，因之态度未能一致，政府应竭力消除隔阂，俾其能彻底拥护中央。朱家骅于19日复函表示，西安事变影响国家民族前途极大，北平人士主张的前两点，“须于坚决迅速方法之下行之，方能有效，否则特增危险，国家前途，亦将不堪设想。后两点原系中央一贯之政策，日来中央态度极为明显，决不因西安事变而有所改动。”这时朱家骅已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就任浙江省主席，暂时仍兼中研院总干事，所以他一面对通俗读物社的各种刊物风行一时表示大为快慰，一方面告以“此事仍由中研院王君办理，下次到京当再与叶先生切商之。”并特别强调：“此次张逆叛变，受人民阵线活动之影响亦多。此辈邪说，北方所闻较多，年来‘赤匪’之祸。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已不计其数，仅江西一省人口减少八百余万，全国当在二千万人以上，此为我人所不可忘者。切望兄等特别注意，严加驳斥，以正视听。”
朱家骅专门叮嘱其注意反共一节。除了贯彻行动的初衷以及西安事变的前事之鉴，多少也是在暗示或提醒顾颉刚，因为顾氏的宣传等活动，在得到中央党部的资助后大有起色，在他本人眼中以及事实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某些国民党人尤其是与朱家骅明争暗斗的二陈兄弟看来，却是偏离了轨道，中央党部接获控告呈文达数十起之多，指责其接近冀察当局。所编《大众知识》，用红色封面，内容杂“左倾”言论。朱家骅和叶楚伧对此也颇觉难以处置，遂由中央党部函达顾颉刚，嘱其申复理由。为了具体了解顾颉刚工作的实况，朱家骅乃乘傅斯年北上之便，托其就地考察。1937年1月7日朱家骅致函陈布雷：“西安事起，除即分电各地教育界友人力主正义，扩大宣传，以领导青年外，并以平津关系特别重要，再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兄北上，因顾颉刚兄主办之通俗读物有《大众知识》期刊一种，其名称与封面颜色，弟早觉不妥，曾迭函促其注意，严防为‘左倾’分子所利用。此次乘傅君北上之便，托其注意与颉刚兄再言之。顷得傅兄来函及颉刚兄托其带来函各一件，另纸抄奉察阅。[10]就此推勘，颉刚究属文人，容易受欺，心尚无他，除电约其南来详谈外，复函请楚伧先生从速选派妥人前往辅助，因此公疏于防范，不得不有人帮忙。前曾迭陈楚伧先生，伊已有意派朱云光兄。顷又函请楚公即派朱前往，论颉刚学术及品格，确为不可多得之士，予以维护，妥为任使，国家必可有相当收获。傅、顾两函述北方情形，殊关重要。拟请于便中将两函及弟之处理经遇转陈委座为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