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渊源看，朱家骅与顾颉刚表面的一拍即合，背后其实各有所求。关于此事原委，朱家骅档案所藏《与顾颉刚商洽北平新闻事业》的编纂者主要从对日方面立论，强调“激发爱国情绪”，“唤起民族意识”，其实事情显然并非如此单纯。该文称由朱家骅推荐顾颉刚在北平举办新闻事业，但据前引朱家骅的电报，派人主持其事应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旨意。其时朱家骅刚好因汪精卫内阁辞职而失去交通部长的职位，接任因丁文江逝世而空缺的中研院总干事一职。[8]根据相关资料，可能的情形是，动议应为叶楚伧，选择顾颉刚则由朱家骅提议。而主要目的，绝不单单在于对日准备。朱家骅和叶楚伧看过顾颉刚的来函及工作报告，对其进展成绩甚为满意，10月12日朱家骅复函道：
“成舍我君事据云伊为联络《世界日报》起见，曾与谈起对于北平教育之沟通与青年思想之问题，拟请兄与孟真兄稍为帮忙，并未提及经费。或请径函孑公，设法补救。此事弟处甚为秘密，从未告任何人，甚至院中会计主任，亦仅办领款汇款等手续，未知其他底蕴，并祈严守秘密为荷。对‘左倾’分子之工作。应请十分注意。随时纠正其思想与言行。使人正轨，免为所乘，而致妨碍工作之进行。闻河北省内有天主教徒七十万之众，为该教在中国势力最巨之区，宜设法深入工作，使有民族观念，效忠国家。廿九军士兵颇具国家观念，应设法更增强之；对宋及其他高级将领，亦须妥为联络，促其拥护中央，使知统一与救国关系。以上各点，均关重要，至祈随时注意及之。”
解读是函。有四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国民党中央注意与北平教育界之沟通及青年思想之间题。重要的考虑，是随时纠正“左倾”分子的思想言行，使教育界和青年的思想言行进入正轨，以免受“左倾”分子的影响，其背景当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开系密切。其二，宣传的重心，是强调统一与国家的关系，所谓效忠国家，增强国家观念，无疑包含具有民族观念，更重要的则是拥护党国一体的中央。其三，此时朱家骅的正式职务虽然是中研院总干事，资助的领款汇款等手续也由该院的行政部门经手，但这既非该院的管辖范围，也不是朱家骅的个人行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始终介入，其间朱家骅又一度兼代该秘书长之职[9]，则应视为国民党中央的秘密安排。其四，除教育界和青年外，天主教徒，军队的士兵和将领也是工作的对象，则颇有为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秘密代言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