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虽然大批学人辗转迁徙到大后方，仍有不少人为了各种原因滞留故都。迫于时势，加上战前与日本的种种渊源，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甚至有人附逆，参与各种伪组织的活动。日本方面，随着战线的延伸，必须维持后方治安，消弭中国人的所谓赤化思想和排日思想，需要武力以外的文教协助。1938年8月，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一流人士30余名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成员包括酒井正忠（伯爵，贵族院议员，帝国农会长）、庆松胜左卫门（前东京大学教授，药学博士）、宇野哲人（东大名誉教授，文学博士）、羽田亨（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杉森孝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赤间信义（日华学会理事）、森岛库太（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鹈泽总明（前明治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安藤广太郎（农事试验场长，农学博士）、小林澄兄（庆应大学文学部长，文学博士）、盐谷温（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文学博士）、正木直彦（东京美术学校名誉教授）、伊东忠太（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本文三郎（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森田实（前神宫皇学馆长，中央大学预科长），中井猛之进（东京大学教授，东大附属植物园长，理学博士），北岛多一（庆应大学医学部长，北里研究所长，医学博士）、原田淑人（东京大学教授）、平贺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博士）、松村松年（北海道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农学博士）、林春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宫川米次（东京大学教授，传研所长、医学博士）、小山松吉（法政大学校长）、桥本传左卫门（京都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林毅陆（东亚同文会理事，法学博士）、增田胤次（东京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加藤武夫（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长谷部言人（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岛峰彻（东京高齿校长，医学博士）、那须浩（东京大学教授，农学博士）、永井潜（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医学博士）、岩住良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学博士），江角金五郎（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长），小柳司气太（国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宇田尚（东京女齿校长）。
8月30日，在中海怀仁堂举行了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中方出席者有王克敏、汤尔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君、王谟、鲍鉴清、龙敦敏、黎世衡、文访苏、文元模、张恺、张鼎勋、李泰棻、阮尚介、陶尚铭、徐佛苏、王家驹、张大千、吴家驹、许修直、梁亚平、马邻翼、张心沛、孙人和、钱稻孙、缪斌、余晋龢、钱桐、朱华、宋介、柯政和、陈垣、傅增湘、刑端。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统治。[16]
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决议两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7]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