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由知识分子操作、诠释，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主流文化，相对于民间非制度的、世俗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或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是一种高级文化，或曰上层文化（highculture）。它承担着凝聚、整合社会，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等特定的社会政治功能。它包含了知识分子从事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的积累、传递、批判、创造，追求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终极价值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相对于世俗的、功利的、娱乐的通俗文化（或曰俗文化），具有超拔于世俗生活的非功利的严肃品性的知识分子文化，是一种雅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eliteculture）。
从审美体验上去感受这两种文化，则“高雅的或美的文化严肃地追求与过去筛选下来的优秀遗产相媲美。与艺术和批评遗产中的典型性作品相媲美。而通俗文化，亦即大众文化或平庸文化，则只追求被大多数欣赏者在当前所接受，它几乎完全是为了娱乐，它只受制于这样的信条，即生产者对什么才会导致轻松愉快的刺激的猜测。高雅文化要求其欣赏者想象的参与，要求一种在感受力光谱上深刻而机敏的反应。通俗文化则是无要求的，它只需要其欣赏者最低限度的注意，以一种通常只限于喜欢或不喜欢的表浅反映为满足”。[12]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雅俗之分既表现为其样式、体裁（如旧时诗文为雅，小说为俗；当代则听京戏为雅，听流行音乐为俗）；但主要表现为其内在的境界和趣味（taste），因而现代的所有文化艺术门类，如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电影，等等，均有雅俗之别，前者往往被冠以“纯”“严肃”等字样，后者则加以“通俗”“流行”的前缀。一个简易的判别，雅文化的欣赏者总是社会上的少数人，而通俗文化的顾客则是商业社会和大众传媒造就的广大群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古已有之，但大众的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紧张对立之势却是近世工商业社会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冲突、抗衡、消长和嬗变，构成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不少研究都论及近世以来在沿海商业发达地区，位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连接处的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取代了相当一部分从前由士大夫、乡绅承担的社会功能（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桥梁、道路等），但未能深入到控制意识形态的层次。在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绅商和买办所处的正是这一地位。叶小青的研究指出，在租界的少数从事西学译著的维新派士大夫，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更小，他们的追求抱负几与普通市民无关。加之租界本是无传统道德约束的“化外之地”，因而，“当时的租界出现了上层文化真空，换言之，上海平民文化是在不受上层文化控制的情况下形成的。”[13]可以说，五四新文化在上海，从一开始就面临与强势的市民通俗文化的较量。
如以图2示上海文化的动力结构，则如图2：在一种大致是横向的社会结构中，商业具有主导地位和主导价值。商、知、民对应了上海城市文化中最重要的三种成分，工商业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这并不是说，上海城市文化仅由这三者构成，只是强调它们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作为它们的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杂糅变形，并有江南地域文化成分的复杂文化混合物，所谓“半殖民地”的文化，姑称为“洋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