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块产生了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的文学园中，也产生了为社会、为人生、为革命、为政治、为艺术、为美、左翼、右翼、第三种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等无所不包的各种文学作品、流派、思潮、团体；哺育并向中国提供了包括苏曼殊、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周瘦鹃、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刘半农、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瞿秋白、蒋光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胡风、穆时英、施蛰存、徐訏、张爱玲、钱锺书、杨绛、傅雷……一代文化精英。
把目光越过文学界，情形同样令人目眩。
京剧由南派而为海派，名噪一时，已如前述。在这个年轻的城市，所聚集的剧种之多，戏曲剧团、演员人数之众和阵容之强，为中国之最。产自浙江的越剧、苏北的淮剧、苏州的“市宝”评弹，以及扬剧、甬剧、锡剧等，皆在上海大成气候，更遑论上海本地的沪剧、滑稽戏，等等。上海成为这样一个舞台：不论哪个剧种、哪个剧团、哪个艺术家要想取得全国性的影响，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必须要在上海打响，跳过这个“龙门”。
在中国绘画由南宗而衍为海上画派的同时，上海成为新兴的油画、雕塑、版画、水彩画的基地。通俗美术的发展更为迅猛。由1884年创刊的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发轫，各种画报纷起，连环画、漫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等繁盛一时。
新兴的艺术手段和娱乐形式迅速改变着上海的文化景观。学堂乐曲、西洋音乐、电影和话剧的引入，马上在上海获得良好的生长，上海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交响乐、电影和话剧的基地。以“大世界”为典型的现代游乐场，以及歌厅、舞厅、电影院、公园、跑马场等现代游乐业的兴起，对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面对品目繁多、流派纷呈的文坛、画坛、剧坛，我们确实难以指认哪家哪派为“海派”之正宗，令人不禁感到：“海派”难道首先不是这样一种巨大恢宏的文化气象吗？
这种艺术文化在极大的范围内急速推进演化，也许用“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都不足以涵盖。这一过程同样并非自五四始，虽然是由五四而明显加速的。有一位左翼理论家对此作过一种解释，虽然后来他收回了这一观点，承认是一种错误。他是胡风：
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主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11]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不仅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革命，而且其后社会文化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和不同方向上的迅速发展，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不妨说，现代上海波澜壮阔的都市文化，是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生长的文化表现，在这种迅速高涨的市民文化大潮中，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则是一支劲流或主流。
这正是京海之争的一个背景。在这里，有意义的问题或许是：作为精英文化的新文化和严肃文学在上海的命运，及其流动嬗变。
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城市社会包含了体现不同的功能、价值的多种文化要素。在这文化结构的两端，对应的是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