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和市场与文化的结缘，形成商品化的文化市场，确立了城市文化的经济机制和上海知识分子基本生存环境。文化成为商品，染上“铜臭”，向为人不齿。这正是海派被詈为“商的帮闲”的要害之处。但这种指责不仅仅是封建士大夫“言义不言利”的迂腐或清高，而且埋下了现代社会文化冲突和危机的基本线索。这一过程并非自五四始。正是由这个市场，造就了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以卖文为生的专业作家，由此，作家成为一门职业。商品经济所包含的冲决封建宗法社会的革命性，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出来。正是这种自食其力，无须仰人鼻息的经济地位，给中国作家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塑造着他们的独立人格。一个例子是，不论对鸳蝴派作品如何评价，这些作家就政治观而言，多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他们对朝政时事的嬉笑怒骂、自由恣肆，也为前代文人所难有。沈从文说过“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8]。这正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性。正是借助这个“商品化”，文学才最终告别了文人自娱或藏之名山的时代。新文学在上海的刊物和成就较多，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发达的文化市场。商品化和市场机制奠定了上海文化两个基本的取向：商业化的利益驱动和世俗化的大众导向。于是，当经济利益超越了艺术规律，市场用它“看不见的手”选择和操纵文化时，便开始了文化的不幸和危机。
如果说文化市场为上海文人提供了丰厚的生长土壤，那么租界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发展所亟须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乃至人身安全提供了并非无意义的制度保障。在封建专制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间消长涨落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课题。在政治清明的“盛世”，时常伴有上层文化和士大夫雅文化的昌盛，但在政治松弛，统制废懈的时代，往往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思想和艺术的活跃。如果说五四时期，帝制崩溃之后，军阀割据，社会政治的混乱和动**，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历史间隙，那么上海租界无疑维护了这种自由。这个治外之地既藏污纳垢，也藏龙卧虎，它不仅在清政府的屠刀下保护过康、梁等维新党人，而且出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的中央机关都在上海。在介入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国共两党在上海曾有初次合作：1922年合作创办上海大学。不堪北方军阀迫害的北京教授、文人曾几番南下，1927年后新文化中心终于由北京南移上海，租界的功用是重要原因之一。直至抗战初期，上海沦为孤岛，因美国尚未参战，租界当局尚可保持政治中立，“许多报刊书店，挂上一块美国注册的招牌，照样可以依靠‘言论自由’四个字出书印报”。[9]
充裕的都市物质生活，发达的文化事业和基础设施，便捷的沟通和交往，租界提供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使上海形成相对优越的聚集吸收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上海成为知识分子集中程度最高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阶层。至1949年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1万多人。[10]
伴随建国上海畸形而繁荣的发展，所展示的不仅是光怪陆离的社会世态，而且是一种蔚为奇观的城市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