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无论作为精神文化还是城市人格和生活方式，都离不开这层“商的文化”，虽然它往往被赋予贬义，但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中，它的主体价值无疑是正面的。工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摧毁，是一次人的解放。金钱、市场和机会造就的形式上的平等，意味着对基于血缘、地域、特权等先赋的特殊身份重要性的否定，意味着普遍主义和成就准则在主要制度领域的逐渐建立。因而，大都市总是不断制造着而且有时也成全着各种各样的“淘金梦”。例如，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荣宗敬兄弟、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祝大椿、徐润等都是出身贫寒，从底层干起的。“灰姑娘”和“丑小鸭”正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神话。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和能力原则对冒险精神的激励，培养和发展了企业家精神，它是工商业文化最富于进取性的灵魂。这种勇于开创，不断拓展，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建筑在一整套理性化的观点、准则和行为方式上。从包括节俭、勤快、成本核算、簿记方式、契约关系、信用、守时、效率等在内的商业行为和基础性品质中，发展出了敬业精神、工作精神、契约精神、职业道德等商业伦理和意识形态。尽管这种工商业文化主要是由企业职工和企业家负载的，作为在工商业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它衍化渗透到了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格的塑造之中，实际是无所不在的。
在制度组织层面的变迁，是职业的专门化和社会分工，以及城市人口的异质性造成的社会分化与分层，组织和交往方式的类型分化和复杂化。大量非家庭和亲属性、具有自治性质的行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涌现，造成一个与高度集权的、纵向的权力结构不同的结构分化的社会组织网络。这部分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由制度化的领域之外，被纳入了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之中。
上海大致是个横向的、社会化的城市。它在城市建筑和人文景观上的体现，是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多样化的建筑样式，是纵横交错的便利的马路交通，采取欧洲联排式格局沿街建造的廉价而实惠的里弄住宅。在广场、俱乐部、公园、游乐场、工厂、商店、马路、里弄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人们密集的交往和沟通中，形成着上海市民的共同文化：一种统一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
市民文化是我们认识上海文化的一个关键。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产生于城市居民公共生活的市民文化，应当包括体现公民权利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这正是政治学中称为“公民文化”的内容。由于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不同传统，以及半殖民地化的政治制度，这种公民文化的匮乏和薄弱也许是上海市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弱点。然而，市民文化就其主要成分和功能而言，却是围绕市民闲暇生活的文化（家庭、婚恋、消费、饮食，等等）和娱乐文化。
在紧张、高速、拥挤、狭仄的都市环境生活的市民，自然发展出了与乡村社会很不相同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闲暇之余，但求放松解脱，移情宣泄，这种市民文化消费的基本动机，确定了市民文化大致的取向。商业化的文化市场则为这种消费大众的娱乐文化提供金钱的驱动和利益的润滑，从而刺激和强化了市民文化的固有取向。确认市民文化以娱乐功能为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是什么难辩的理论问题。就不同时代和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而言，俗文化的基本主题莫不是围绕人之天性“食、色”为主的娱乐愉悦。只要看看古今中外的民歌土风、近世不同时期的市民文学（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无不贯穿了**、物欲人欲，便可明了。周作人指责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其实就市民文化的本性而言，大致不谬。
正是从上海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中，产生了上海文化的特殊气象，塑造了海派文化的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