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说明当时上海开放性的个例，是在20世纪30年代迫害犹太人狂潮中，上海成为犹太人的庇护地。逃出德国而四处碰壁的犹太人，在上海可以无须签证而登岸。1938年至1941年，就有近1.8万犹太人到达上海。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的柯尼希、1977年到1979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著名音乐家约阿希姆兄弟等，都是当时的“上海人”和“上海孩子”。80年代，他们曾组织“回乡”旅游团，重访并感谢他们的第二故乡和再生之地。
上海作为移民社会的特征同样表现在在沪华人的人口构成之中。对三界华人籍贯的调查显示，上海本籍人仅占不足30%；公共租界内这一比例最高时是22%（1930）；华界这一比例最高时为28%（1932）。外地人籍贯构成，比例最高的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市区的人口密度，以公共租界为例，1935年每平方公里5.1万人，1940至1942年即达到每平方公里7万人。作为面向太平洋的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与世界交流的绝不仅仅是商品货物，而成为西方文化思想输入的前沿阵地。交往、通讯、流通的中心功能，正是工商业大都市往往也是文化中心的隐蔽的优势。
这一切，造成了上海“魔都”的法力和魅力：“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6]这种神奇的传说，突出了现代大都市那种大熔炉和加速器的性质：不可抗拒地摧毁、改造旧传统，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共同文化。对上海这个大熔炉，不妨说它的炉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它的搅棒是西方文化。在沸腾翻滚、令人目眩的都市生活后面，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冷峻的理性化进程。
在上海建立的中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固然是畸形的、扭曲的、很不彻底的和中国式的，但它毕竟具备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一些特征，并由此发育出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基础上，依靠成本核算和资本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它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7]。在上海近百年来这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和文明演进中，造成了上海城市文化中也许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化成分：工商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