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3]
白鲁恂想要澄清的事实之一，是通商口岸制度完全不同于殖民地制度，租界的最高行政权力虽由外国人掌握，但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由中国人把握。是中国人自己在通商口岸的环境中建设了“最成功的中国现代化社会”，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远比凋敝动**的内陆农村——它在文学、电影中被描写成与邪恶、**的上海对立的道德源泉和世外桃源——更为充裕、进步的生活。在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更培养出了一种“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它造就了“在现代社会感到自如但又了解中国传统的下一代”，王安、贝聿铭、马友友等杰出人物便是代表。
图1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定路径，上海畸形地集骄傲和屈辱、繁荣和罪恶于一身，造成国人根深蒂固、难以排解的憎恶情结。具有强大震撼力的现代大都市的崛起，可能是一种奇迹，却并非不可解的神话。透过苦难的血污、激烈的民族感情和严厉的道德批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奇的社会文明。
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上海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命脉，商业化、商品化成为上海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特性。上海的经济在开埠后是由转口贸易、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构成并启动的，至19世纪90年代才有实质性的工业。商业始终是上海最传统、最发达、最深入人心的行业。据1935年的调查，上海公共租界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工业人口18.28%，商业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占0.95%。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统计，从事商业的人口多达57万，占19.76%；在商业中心的黄浦区和老闸区，从商人数比例高达45%和44%。[4]被称为海派文化中心的四马路正是在这一商业繁华区。
上海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是租界制度。近代上海的大部分历史是在“三家二方”的特殊格局中演变发展的。由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家分辖的上海，成为中西二方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交汇点和大熔炉，并构筑了近代中国供各种主义、流派、组织和人物表演的得天独厚的大舞台。如果我们正视社会进步往往是以“恶”的形式开路的这一相当普遍的历史事实，那么就有必要在现代化主题与民族感情的强烈纠缠中，校正理性和感情的天平。
上述两重因素，造成了上海第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国际化和开放性。我们看到作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交往的压力”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人口流动成为衡量城市新陈代谢的最好指标。上海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五方杂处”局面的形成，恰当地说明了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上海人口由1910年的128.9万，1927年的264.1万，1935年的370万，发展到1949年的506.3万。在沪的外国人数，由1900年的7400人，1920年的2.7万人，1930年的5.8万人，发展到1942年，日军侵占时，外国侨民多达15万人。外国人国籍包括：英、美、日、法、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几十个国家。[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