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年初到上海的美国记者斯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上海风景，今天的读者也许还能从中感受到上海几十年前的都市气氛。
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乍看起来同样也像是一个古怪的马戏场，熙熙攘攘，活跃得令人难以置信。三教九流的人们都在公共场所干着各自的勾当。人们高声喊叫，比手划脚，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来穿去。……从喧闹的早晨到凄凉的夜晚，咳嗽声吐痰声不绝于耳，孩童的便溺在路旁汇流成溪；鸨母在叱骂着；永安游乐场里同时演出十多台戏，传出假嗓子的尖声演唱；附近的旅馆里充斥着身段丰满的少女，她们是被招来供外省来的富商纵欲的；乐队呜呜咽咽地奏着乐曲为满身珠光宝气、身段苗条的中国舞女伴奏；无数的乞丐和他们赤身露体、肮脏的孩子们在苦苦哀求着；迷人的黄浦江上，布满外国军舰，以及杂乱的货驳、帆船，还有千百艘点着灯笼的舢舨，在月光映照、严重污染的江面上就像是点点萤火！[2]
当然，斯诺并没有忘记描绘“大片宁静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却很像美国东海岸或法国城镇最好的住宅区”。他惊诧于这种奇异的对照，并“曾经错误地认为整个中国也是这种情况”。
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之一穆时英在他的一篇小说中称上海是“地狱上的天堂”。这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地垂直在地上。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一个FashionModel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来冒充贵妇人。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地抛到屋顶花园去。女秘书站在绸缎铺的橱窗外面瞧着全丝面的法国Crepe，想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主义者和党人挟了一大包传单踱过去，心里想，如果抓住了，便在这里演说一番。蓝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长旗袍儿，腿股间有相同的媚态。
最准确地把握住上海特点的，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他称这个不可思议、会改变一切的城市为“魔都”。一批日本作家留下了描写上海的作品。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创作的名为《上海》的长篇小说，深刻影响了上海文坛。
我们注意到，一个世纪以来上海的兴衰和城市地位的消长起落，与它的文学反映正好相反：伴随上海成长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的文学描写，大多是丑恶、阴暗的。上海几乎成为荒**无耻、邪恶堕落的同义词。“海派”所含有的贬损意味，反映的正是话语背后一种群体的认知意愿。不仅从北京、从内地看上海，无不怒火满腔，看出“阶级仇民族恨”；上海人自己写上海看上海，从晚清的官场小说、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到近世的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亦无不是以暴露黑暗、揭露丑恶为能事，更不必说《子夜》《包身工》、三十年代进步电影等左翼文艺了。被称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同时被描写为“妖冶的**”或“鬼域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的标准术语是“资产阶级大染缸”。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文学反映是“半真半假”的，并有可能探讨其所隐含的复杂原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指出，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化的桥头堡通商口岸城市的诋毁，以及对“口岸华人”的丑化，多少是出自民族主义感情的羞愤之情；而另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接受了半列宁主义的观点，把通商口岸看成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工程”。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