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在时人与历史的书写、记忆中洋溢着诙谐、机智、博学与感性的神性光泽，也灌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是陌生而神奇的，在19世纪前半叶的民国，也是“昙花一现”式的仅有的光辉璀璨。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现代延续，不如说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却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绎成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到19世纪中期，“沙龙”一词最常见的用法是指王室和贵族家庭中宽敞、精心装饰的客厅。到了18世纪50年代左右，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开始适用于这一词语。沙龙更多的指在英语中被称为“客厅”的东西。“沙龙”的新用法是指一个设计得更为朴素的房间，它使个人能在一种相对亲密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詹姆士·弥尔顿在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时特别注重对沙龙的考察，他认为与同时期其他的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相比较，沙龙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总是围绕着一位妇女展开的。他认为这些由女性主持的沙龙具有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沙龙和启蒙运动时期公共空间中的其他团体一样，与18世纪的出版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交谈才是沙龙的中心，但沙龙文化却不仅限于口头。作家占据首要地位的沙龙，是书面文字产生和传播的地方。最后，沙龙为不同社会和职业背景的个人，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条件下，共处一室提供了机会。”[83]在初期的沙龙，主体主要是没落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后来大量的作家、文人和学者加入了这个公共空间。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