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志摩密友的胡适在遭遇这个“偶然”时的情态及人脉联络显示了另一种“社会网络”：“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因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下午，思成徽因夫妇来，奚若来，陈雪屏孙大雨来，钱端升来，慰慈来，孟和来，孟真来，皆相对凄婉。奚若恸哭失声。打电话来问的人更无数。”[81]再者如刘半农1934年外出考察染病身亡，他的学界、文界友朋组织追悼会等，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如据《周作人年谱》，1934年9月，从日本刚回来的周作人在短短的一周内，相继拜访刘半农夫人，商议追悼会事宜，参加北京大学关于刘半农后事的会议，并为刘撰写挽联，同俞平伯一道去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刘半农意外染病身亡，周作人在为好友英年早逝悲痛之余，联络其学生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积极操办刘的身后之事。因此，死亡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表意空间，它所导致的人群聚合隐喻的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和性与关系之亲疏。
与死亡相对应的就是生者的“狂欢”了，也就是生者庆贺寿诞之类的聚会。这种聚会既可以表现为宴会式的空间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祝寿辞式的象征形式，即通过文字唱和的方式来达成过生日的人与祝寿的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标示出知识社群的精神气质的差异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区隔。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牛山体”打油诗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15日，周作人旧历五十生辰，在“苦雨斋”设家宴招待友人，共五席。又用原韵作一首打油诗。这两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个时期周的心境与志趣。后上海《人间世》编辑兼老友林语堂索诗，随意抄写予他，被林刊载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冠以“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以周作人巨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后来其朋友钱玄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也加入和诗者行列，连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也写作打油诗以应和。
当然，除了同气相求的和诗外，也不乏批评之词，以致周的寿诞从“私人生活”嬗蜕成一个公共性的“文化事件”，形成了拥护者与攻击者的两大阵营。这自然一方面是因为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报纸杂志作为公开出版物也是导致这种“突变”的重要原因。印刷空间上的聚集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的延伸，而日常生活中关系的亲远和志趣的差别又是导致印刷空间上的“话语冲突”的关键原因。质言之，周作人的五十岁生日所导致的“文化效应”是理解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重要线索，也提供了了解他们在大的背景下的“亚群体文化”的钥匙。钱理群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读指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发出来的，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视：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等等。”[82]
（二）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