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此可见，虽然20世纪30年代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交游广泛，社会网络错综复杂，门生同事故友遍北平，但真正成为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的只有俞、废等人，《骆驼草》群体在时代的巨变中也在发生显著的分化，而周与学生们的交往中也时常会有一些变故，例如，沈启无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成员，后来因某事触怒周被其逐出师门。但废名是周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与其说这是因为周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而导致的感激，不如说是周的精神魅力与渊博学识让废名彻底地“皈依”了，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成为类似宗教性的精神谱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废名所作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窥知一二：“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仍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与。”[78]废名与俞平伯的互访也是相当的频繁，在废名的年谱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访问俞并与之长谈的记载，甚至还要讨论打坐等修炼佛学的方法，精神上极为相通，才能如此亲密相处。
除了这些日常性的密切的交往网络，一些重大的或偶然性的事件也为周作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机会。偶然性事件导致的人群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朋友的死亡。对于死者来说，死亡是一种无奈的诀别，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制造了一种聚集的“公共空间”，死亡也在某种意义上区分了生者与死者的亲疏程度，暗示着以死者为核心的知识社群的“脸谱图”。对于30年代的自由知识界来说，有几个学人、文人的偶然离世无形中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这当然是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但也是在围绕着“追悼会”“安葬仪式”“慰问家属”等有形的空间进行的，而且这种“公共空间”为不同的知识社群的交往提供了契机，也有助于加深他们的感情。
例如，据《周作人年谱》，1931年12月6日，周“参加北平文化界举行的徐志摩追悼会，参加者有胡适、凌叔华、陈衡哲等250余人”[79]。周与徐的关系之亲密自然不如胡适等人，但从一个大的视野来看，都可以划归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群体。周作人在应《新月》杂志纪念徐志摩专号的约稿文章《志摩纪念》中写道：“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