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查考《废名年谱》可知，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废名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得最多的记载就是“访周作人”和“得周作人信”等，几乎每天都会跟周见面或书信交流，甚至周作人夭折女儿若子的忌辰等都会参加。1930年11月20日，废名到周作人家，参加若子一周年忌，两年后的同一天，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废名来，八时半雇汽车同家人往广通寺致忌（若子三周年纪念忌也）。十时半，由寺出发。十二时半到板井村，即土葬。”[75]相对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和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话会”的“公共空间性”，周作人与其得意门生的交往形式更多的是体现出“私人领域的交往性质”，而这种私人生活的交往空间与公共交往又不是截然两分的，往往又通过参加同样的学会、学院空间、读诗会、报刊活动等公共生活交缠在一起。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北平这两个偏文艺学术群体在交往的特征上的差异，有过欧美留学经验并认同其生活方式的学者、文人对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分离的，他们可以参加公共空间的讨论、争辩和型构，但同时保留个人私人生活的私密性，而对于像周作人及其学生群体来说，“公”与“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贯通的共同世界，这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式交往空间的特性。
例如，周在《怀废名》一文中这样记述他们的交往过程：“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住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76]1934年7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日本记者井上红梅问他“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时他回答说：“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在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