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化运动凝聚的“战友型”关系，如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友谊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通过《新青年》等杂志的反传统、主张个性自由、倡导民主科学价值等形成了一个“历史传统”。自然，启蒙运动只是为他们的友谊深化提供了契机，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隐性地发挥着作用，例如，周与钱早年在日本都曾受业于章太炎，民国以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是同学、同事、同志关系的复合网络。周作人曾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细致地描述了他们初识时的情态：“太炎答应于星期上午在《民报》社开一班，先讲《说文解字》。听讲的人是鲁迅与我，许寿裳和他的同学钱家治……”“两三个在讲习会的人，因为热心听太炎讲学，所以也赶来听，这便是钱夏（玄同）、朱希祖和朱宗莱。当时玄同着实年少气盛，每当先生讲了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朋友们送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状态），而且指手画脚的，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71]1939年钱逝世一百天的时候，周作人作《玄同纪念》深切怀念他的这个老朋友：“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72]
刘则与周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存在着密切的工作上的接触，但他们同时又曾经都是《新青年》作者，其最初的友情也是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建立的：“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73]。
二、学院教育建构的“亦师亦友”型关系网络，如与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师生兼朋友关系。当然，学院教育只是提供了相识的机会，事实上，他们的私谊非常深厚，周也是将他们作为得力门生刻意栽培，奖掖有加，他们的交往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经修过其《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并参加北大进步团体新潮社创办的《新潮》的编辑，而周作人是这个学生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孙伏园也是周作人早年学生，担任《晨报》副刊编辑时曾大量约请周撰稿，而他离职后担任编辑的《语丝》周刊得到了周的大力支持，因此可说，周与俞、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查考《俞平伯年谱》可知，俞与周的主要交往方式是书信往来，互访活动也相当频繁，经常在家或餐馆宴请对方和其他朋友，如1931年1月7日中午，在清华园寓所宴请来访的周作人和沈启无，邀请朱自清作陪；其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同参与社团活动，发表演讲，主持考试等，学院空间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场所。如据《俞平伯年谱》记载：“1930年11月7日，应天津女子学院沈启无邀请，与周作人同车赴天津。11月8日，上午，应邀与周作人在天津女子学院作讲演。下午，受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会邀请，陪周作人往南开大学大礼堂作公开演说。”[74]而沈也是周的得意门生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私谊与公共学术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互动的文化权力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