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书信往还和题写序、跋等，体现了传统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这在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其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写序跋。就交往空间而言，周作人这个文人社群的主要聚集空间集中在“苦雨斋”“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学院”“孔德学校”等，另外就是印刷媒介构造的“交往空间”，例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骆驼草》等。
对于周作人这个文人群体而言，《骆驼草》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该刊实际上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者是废名和冯至，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该刊在废名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响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并标榜该刊“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69]这个发刊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旨趣与价值趋向，以“闲适”为核心，玩古董，谈文艺，侍弄花鸟虫鱼，把玩琴棋书画，超然于政治之外，自成一价值自足之系统而罔顾社会舆论和“时代精神”，质言之，就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社会空间里为自身的情趣构筑一个私人性浓郁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追求精神的独立、个人的意味和人文的理趣。
正是这种价值系统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崇尚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世界的频繁交往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一种审美和观照的态度里沉溺在当下的可以把握的文化世界的精神里，相对于“遵命文学”的泛滥也不失为一种“沉默的反抗”。如论者所指出：“他们或在北大任教，或毕业于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清一色的学院中人。周作人是这些人的文学前辈，并且曾经是他们中许多人的老师，如俞平伯、废名、梁遇春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一个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集体在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次公开露面。”[70]
在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这个群体中，人际网络的建构遵循着大致相似的逻辑。而周与这些文人的关系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