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37年周作人的日常世界到底是怎样展现的?在他的日常性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面孔又具有怎样的社会学特性?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机缘“相逢”在这人世间?1932年,周作人在一篇题名为《苦雨斋之一周》的文章中平实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七月二十三日 阴。上午,得半农赠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一部二册。写《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与季谷。午,往石驸马大街应菊农、伏园之招,来者佛西、振铎及刘、林、黎诸君,下午三时回家。耀辰来谈,六时后去。晚慧修来。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来,买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来访。下午,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重校阅讲演稿了。夜大雨。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寿堂,刘天华君开吊,送礼,又联云:广陵散绝于今日,王长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访川岛,午回家。下午,以讲演稿送还邓君,定名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改订《焚椒录》。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访。金源来谈。夜,大风雨。二十六日 阴雨。上午,写信九通。下午,写讲演稿小引毕,即寄去。奚女士来访,为致函季明。晚,写《看云集》序了,寄与开明。任仿樵君来谈,还《珂雪斋集》一部。下午,往访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时回家。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二十八日 阴。上午,启无来,幼渔、肇洛先后来,下午去。得半农赠《朝鲜民间故事》一册,其女小蕙所译,前曾为作序。嗣群来,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见赠。平伯来。傍晚大雷雨,积水没街。十时顷,启无、平伯、嗣群共雇汽车回去,斋前水犹未退,由车夫负之出门。二十九日 雨,后晴。上午,阅石户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药草》。下午,抄所译儿童剧,予儿童书局,成二篇。”[65]
从周作人的这些记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1930—1937年以之为核心的文人社群的脉络,这个社群的交往方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私谊性质的私人生活,在这个私人生活所搭建的交往空间中,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发挥着凝聚的作用。周荣德在考察中国的士绅社会时指出:“阶层统一性是阶层群体的先决条件。所谓‘阶层统一性’,我们的意思是某一阶层群体的成员能以此与其他阶层群体的成员明显地划分开来。划清界限最通常和有效的办法,就是看有无共同的生活方式。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群体,有着一套形成系统的控制个人活动和互相关系的行为规范。规范系统只能通过群体中个人的媒介发现它在物质世界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个系统,群体则将仅仅是不能起整体作用的乌合之众。”[66]
对于周作人等这个文人社群来说,其生活方式存在鲜明的相似性,他们的交往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第一,家常性的互访活动,闲聊,品茶,家宴,往往是无目的性的消遣闲暇时光,如1932年4月19日“为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被法学院学生囚禁三周年,邀俞平伯、钱玄同、江绍原、徐祖正、冯文炳等在家集会纪念,沈从文因病未至”[67]。
第二,相对比较正式的宴会,一般在一些相对固定的餐馆进行,如丰泽园等,这种交往规模相对较大,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有时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的聚餐会,带有约稿性质,如1933年9月10日,周作人应沈从文之约,赴《大公报》茶话会,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
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寻访北平的古旧书店,逛琉璃厂,郊游等,例如根据其年谱记载:“1936年5月16日,北京大学‘风谣学会’成立,最初成员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常惠、沈从文、方纪生、朱光潜、李素英、徐芳、吴世昌、申寿生、容肇祖、章廷谦、周作人等30余人,主席为顾颉刚。”[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