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雨斋的周作人与“十字街头的塔”
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的北平文艺圈，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围集中着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如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这个圈子的交往模式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交往大异其趣，与这两种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异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带有传统文人的特性，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旧书店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显得非常随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时间和沟通模式是相对固定的，而是性之所至而任意相往来。如果说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网络更多的是侧重智慧和知识的话，那么周作人等人的交游注重的是心灵的契合和趣味的重叠。新文化运动后的周作人发生大的逆转，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宣扬“闭户读书论”，注意“生活之艺术”，在对古书、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
事实上，1925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十字街头的塔》就隐含了周作人的这种“社会转向”，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流氓鬼”转变形象成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鬼”。他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这样**其心曲：“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知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64]这个时期的周作人还没有彻底学院化，还没有建筑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愿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头”的喧嚣中，他“怕累，怕挤”，他只能在“十字街头”的繁华中建构一座心灵的“象牙塔”，也即在处世的实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怀，明净地观照和赏玩这个世界。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尚且在出世与入世、愤激与平和、学院与社会之间游离不定的话，那么到了1930—1937年，他性格中淡泊、宁静和疏离的面向越来越突出，谈论时事、典故、民俗的随意舒展中隐含的是在“文化的向度”中向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并且将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情趣灌注到这种动态的过程之中。周作人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审美化的进程，由此，短暂的、破碎的、繁杂的“日常世界”便与一个永恒的、辽远的、深邃的“文化世界”对接起来，正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周作人的社会网络自然地伸展，与诸多诗友、同好的唱和、交游赋予了日常生活网络一层“文化的光斑”，这种光斑所营造的气氛、感觉造就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塔”，安顿了周作人与其朋友们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