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时势变迁中的风云流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部分《独立评论》社员面对国事浇漓而不忍筑象牙塔于浩**时代洪流，而终于被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所鼓召，纷纷然入阁。这自然与胡适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自觉处于庙堂之外的“江湖”做政府的诤友大相径庭。对于朋友的这些“选择”，胡适自然免不了有一点感伤和惋惜。1934年3月2日晚上，《独立评论》聚餐，参与的人数非常零落，只有蒋廷黻、吴景超、周炳琳、吴宪、任叔永夫妇与胡适，共七人，与此前每次聚会的济济一堂构成鲜明的对比。[15]1935年12月12日，吴景超到胡适家告别，他收到翁文灏的信，要他去做他的助手，翁文灏当时也已答应做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当时《独立评论》社的另一重要成员蒋廷黻也已南下南京，不是担任外交次长，就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独立评论》社员有三人入政府，对于维持这份政论杂志的生命力自然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16]到了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另一成员周炳琳回到北平，胡适去看他，其时他已就实业部次长之职。《独立评论》社员共有四人相继加入政府成为幕僚了[17]。胡适面对这一境况，并不是消极等待，他想方设法挖掘新人，培养信任，试图组建新的《独立评论》编辑部。1935年5月17日，《独立评论》三周年纪念号出版。晚上有聚餐会，陈之迈与张奚若在座。陈之迈当时才二十八岁，在胡适印象中文笔思想都不坏，是今日学政治的人之中的一个天才。胡适特别注意他，想把他拉进《独立评论》社来，将来让他和吴景超、蒋廷黻三人在一块，可以组成一个《独立评论》编辑部。[18]
“离”指的是《独立评论》社员在政治上的分歧。《独立评论》社员的交往网络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社会问题等的看法会全然一致。30年代在胡适、张熙若与蒋廷黻、丁文江等《独立评论》知识群体中爆发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的私谊，而且他们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并不为了虚假的和谐而掩饰内部的分歧，相反在媒介上的言论空间和生活空间中可以为了对于政治的不同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仍旧是朋友。这也是这个知识群体保留了古代士大夫遗风而性情毕露的表现。1933年6月13日，胡适午前到中央研究院，见着李仲揆、傅斯年。在此之前傅斯年因为胡适关于保全华北的政论，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说他要脱离《独立评论》社。但同时他希望主张的不同不至于影响到私交。此次胡适与傅斯年长谈之后澄清了他的误会。他认为凡处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并建议认为《独立评论》立言太过温和的朋友们多写一些不温和的政论，而不能因为对杂志言论立场不满就当甩手先生。[19]因此，在胡适看来，《独立评论》绝对不是宣传某家某派政治观点的阵地，而是公共的进行辩论和说理的园地。这种论辩性的公共交往并没有削弱这个知识群体的友谊，反而强化其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