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社员的内部交往模式与准则，蒋廷黻也曾经这样评价过：“在舆论方面，《独立评论》成了当时著名的刊物。《独立评论》不对某项专题作有系统的讨论，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请托的稿件。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我们讨论时都了解彼此不同之点，有时大家的观点也会自然趋于一致。有时，外边作者会发现《独立评论》是真正独立而尊重别人意见的。《独立评论》实在是一个公开的园地，每个人都可以用它发表自己的意见。”[9]
胡适的日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立评论》社员聚、散、离、合的“文化地图”。“聚”指的是社员最初的聚集和周期性的聚会，意味着《独立评论》的开端和延续，知识分子的“聚”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表现。1932年1月28日，胡适草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草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胡适在日记中认为蒋的办刊方针不高明。[10]1934年5月4日，五四运动1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胡适约请了《独立评论》社员晚上在他家聚餐。丁在君、蒋廷黻、吴景超、任叔永夫妇、竹垚生、周梅荪、涛鸣、何醉帘（廉）等《独立评论》经常的聚会成员都参加了。当时刚刚从日本回国的客人汤尔和也参加了这个聚会，并在餐桌上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气描述了其在日本的见闻，认为中国的外交局势可能不会变得太坏。[11]1934年6月15日，《独立评论》社员再度聚餐，蒋廷黻在聚餐会上大谈国际形势，引发与会者浓厚的兴致。[12]自然，这种社员式的交往并不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有时也会以更私人化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并发生一定的延伸。例如，1934年1月19日，丁文江就来到胡适家中吃午饭，谈到一点多钟，主要话题是谈教学的心得体会，尤其是谈起用功的学生，更是眉飞色舞。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教授，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13]另外，如翁文灏出车祸后，胡适等人就充分地调动其社会资源，为翁提供最好最及时的救助和治疗。1934年2月17日，胡适早起看报，得知翁文灏前一天在京杭汽车路上，在武康附近，被汽车撞伤，头部受伤甚重，流血甚多，恐有生命危险。他读了几乎堕泪，认为此种人才，世间稀有，岂但是一国之宝而已。午间去探访丁文江，丁在协和医院病榻上，对着胡适也居然无言，双泪齐堕，胡适就更感悲伤。[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