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评论》社与议政性公共空间的建构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来说，《独立评论》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同人杂志，之所以称之为同人杂志，是因为凝聚在这个杂志周围的学者大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无论在政治关怀、教育背景与社会身份等各个层面，都具有相当的“重叠性”。可以说，《独立评论》构造了一个政治性的“公共空间”。泰勒在回答什么是“公共空间”这个问题上，曾作如下的解释：“牵涉于‘公共空间’之人们，假设性地来说，从未有机缘会面过。但是他们在一个透过媒体——在十八世纪，即印刷媒体——而形成的讨论空间中被联系，彼此宛如可以相见。书籍、宣传册子、新闻在受教育的公众当中流动、传阅；互通信息的主题、分析、反论……相互交涉、交锋与批驳。它们广泛地被阅读，而且常常在面对面的集会中、在社交界、在咖啡馆、沙龙以及在更具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地方，如议会当中，人们彼此讨论它们。进由这种过程得出来的普遍性的观点，若有的话，就可以被接受是为在这新的意义下的舆论。”[4]这种舆论形成的公共领域虽然是外在于国家政权的，可又同时构成对国家政权的一种有力监督，并可在适当的时候为舆论的作者进入政府机构创造机会。
这个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已经安于充当议政者而非“干政治的人”（如鼓吹好人政府）。如费侠莉所分析的那样：“与《努力》的对比暗示出学术界知识分子面向社会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到了1932年，丁文江及其伙伴在中国知识分子背离孔儒关于知识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面达到一个新阶段。他们不再轻易假设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亲密联系，这一联系，从理论上讲，应该把知识分子作为受过教育的人摆在政治进程的中心。在《独立评论》中，作为自觉的局外人和对社会抱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他们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识分子的手笔。知识分子的异化对他们说来是现代生活所预期的情况，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5]《独立评论》是以胡适为主要编辑人的政论杂志，胡适是这家杂志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可以说，《独立评论》既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胡适与其自由主义同道们的日常联系，也同时作为一个纽带开辟了新的社会网络。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1937年7月25日出完第244期后停刊。胡适曾经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中这样说明发起《独立评论》的缘由：“《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6]这种说法也可在独立评论社成员蒋廷黻的回忆中得到印证：“现在我已不记得是那一位发起的，在清华俱乐部举行一次晚餐，当日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席间曾讨论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问题。我提议办个周刊，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7]独立评论社初期社员包括胡适（主编）、丁文江、蒋廷黻（二人助编）、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以及负责编务的竹垚生、罗尔纲、章希吕，后又补充了陈之迈、张奚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等新社员。只是为聚餐谈话方便，社员人数始终控制在十二三人[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