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瞿宣颖（1894—1973）曾在《北游录话》中，对故都北平的居民进行分类：一、旧皇族旗丁内监以及其他依宫廷而生活者；二、旧日公务机关的吏员差役之类；三、民国以来依附军阀而起的各色人物；四、自前清以至民国十七年以前做京宫的士大夫；五、依附教育文化机关而生存的人们。其谓“有了这五种人，而其余的农工商贾方有所附丽，自然应有尽有，日益繁荣了。”铢庵：《北游录话（二）》，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26～429页。另外，倪锡英也曾在《北平》一书中，将迁都后的北平住民分成七类——逊清遗老、旗人、民国后的退休官员、当时政界人士、寄居在北平的阔佬、文人学子、其他普通市民——并简述其生活方式。他表示：“往日的达官贵人们，有的随着政府南徙，有的便销声匿迹下来，不再过那奢靡纷扰的忙乱生活。甚至有些便成了灾官，不得不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到别处去另谋生路。这么一来，北平因为政治的变革。生活程度便立刻低落下来了。”倪锡英：《北平》，154～162页，台北，正中书局，1957。本书大致参考这些分类，并从故都北平的整体城市发展特色出发，综论当时社会的消费新主力。关于原来的政治权贵在迁都后未离开北平的中上阶层，所过的生活形态，可参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428～4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概言之，这些前政商权贵，一如某篇《晨报》文章所言：“北平的‘有闲阶级’多以玩鹰耍狗，养鸽子，训虫、练鸟儿……这些东西来消磨时光。”其他或如听戏，听评书之类的娱乐，都是这些“有闲阶级”常见的休闲消费活动。见盐由仙子：《上茶馆去听“评书”》，载《晨报》，1935-3-27（7）。
[6]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2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作者表示，自五四之后，文人学者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其特色为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得以尽量维持其言论自由与批评时政的空间。
[7] 倪锡英：《北平》，153页。当时文人多半对迁都后北平的政治空气由浊转淡，抱持肯定的态度，如刘半农（1891-1934）在1929年年底所写的《北旧》文中坦言，“在南北尚未统一的时候，我天天希望首都南迁说之可以实现”，好让北平可成为让读书人“息心静气的读书，安安闲闲的度日的文化古城”。他并表示，若能这样下去，“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刘半农：《北旧》，见《半农杂文二集》，161页，上海，上海书店，1935。
[8] 关于文人在民国时期所撰写与出版的各类北京城叙述，及其所再现的北京城历史，及其政治与文化意涵，在董玥《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及其历史》一书中的第八与第九章，有相当深入的剖析。董玥在论及新式知识分子的北京城市书写时，依其内容重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则是1936年到抗战初期。如此分期自有其道理，却相对忽略了国府迁都对文人的北京书写所造成的影响。因而无法较贴切地呈现出那些文人对北京从“国都”转变成“故都”的城市生活感受，以及在此阶段（即迁都后到抗战前）汇聚而成的“文化古城”书写。职是之故，本书这一部分，除了参考董玥书中许多具有见地的观点及阶段性分析之外，更希望集中叙述1928年到1937年的“文化古城”书写、其内涵与特色。见MadeleineYueDong，RepublicanBeijing：TheCityandItsHistories，pp.24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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