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学者、青年学生与外侨，都不是北京社会的新面孔：从“五四”以来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报端常可见他们各种活动与言论的相关报道。但若就整体消费实力而言，国都北京阶段的消费主力，无疑是政商权贵与军人之流，而非主要领固定月薪或版税的文人学者、无生产职业的青年学生，或人数极有限的外侨。直到北京因迁都引发社会经济、消费条件、商业规模与城市定位的转变，始造就原在国都阶段言论活跃、消费表现却平平的文人与学生，成为城市的消费新中坚。拥有稳定收入的文人与作为纯消费者的学生，较不受市场景气波动影响，且二者的社会身份与故都北平的文化古城定位相得益彰，在当时享有文化与经济上的双重优势。至于身份特殊的外侨，在迁都之前，各国使馆人员即常与政商权贵往来交际，多属上流社会分子；当政商权贵与某些使馆人员在迁都后相继离平，留居或后来加入北平的数千名外侨，多半仍属经济能力中上之户。因此，外侨人数虽不多，却在原富户泰半离去的故都北平社会，展现中上水准与异国特色的消费能力。这三类支撑故都北平社会经济的消费群体，交相促成上一章所述某些消费新趋势。举例而言，部分庙会受到外侨的支持，得以复苏；庙会及天桥除了供应大多数市井小民的民生所需，也是家境较差的学生仰赖的消费据点。西单商场的勃兴与繁荣，主要拜周边学校群聚之赐；东安市场旺盛的营业，则与外侨、大批青年学生与文人学者的支持，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故都北平的消费新貌，不光是由文人学者、青年学生与外侨，乃至于续留北平的少数政商富户等新旧主力来展现。为数渐增的中下层人口（极贫户除外），尽管个别经济能力毫不起眼，其点滴累积的整体消费贡献却不容忽视。迁都对北京商业造成的重大打击，使不少业者无法再靠政商权贵量少质精的消费，顺利经营，转而将眼光望向数量庞大的小市民，因此催生出以他们为主要客源的新式消费服务。此外，本文提及的西式消遣（跳舞），也在故都阶段提供以往未见的娱乐服务。女招待与舞女这两类提供新式消费服务的职业群体出现于故都北平社会，给予消费者新的体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消费风貌乃至两性社交形态。
[1] 本文选自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第三章，台北，学生书局，2008。
[2] 《国都南迁之后北平日趋穷困》，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2-18（13）。蒋梦麟也曾言，“北京……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蒋梦麟：《西潮》，208页，台北，晨星出版社，1986。
[3] 余钊：《北京旧事》，108～11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4] 迁都前后的北京/北平下层社会发展的主要差异，端在迁都后的贫户与失业人口（此为量的部分）增多。除了因失业而完全无收入的极贫户主外，若就生活艰困的情状（即品质方面）而言，差异并不大。因为即便在国都时期，底层劳动人民有较多服务权贵的工作机会，但当时物价比日后的故都时期高，所以生活依旧十分清苦。概言之，故都北平社会的经济劣势，其关键在于本书第一章所言，即富户的迁离；此“一少”与其他“三多”现象互为作用，始挫折故都北平的社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