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安市场得以不断扩充并跃为北平市的一级商业中心，与外侨及外国旅客高消费力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224]据1934年北平公安局的户口调查，住在内一区的外侨，占全北平外侨人数68%，其次是东北的内三区，但所占全市外侨人口比例已骤降至8%左右，再来是西北的内四区，约占7%：西郊因有北大、清华等大学，（尤其英、美、法）外籍教授人数不少，在北平各区外侨人数中排第四。[225]此一分布情势，清楚说明地处内一区的东安市场所以兴盛之因。东安市场供应的货品，是全北平最时新的洋货，就连那儿的书店，也以洋版书为主，是外侨从事日常民生与休闲娱乐消费的第一选择。[226]此外，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协和医院、平安电影院与诸多洋行，都开在外人聚居的东长安街与王府井等处，可谓北平最洋化的区域。[227]东长安街路北的平安电影院、东安市场内的真光电影院主要顾客，多是外国士兵、使馆人员与侨民。[228]至于源自西方的社交舞，以及由此活动衍生出的跳舞场，更在1930年后的北平风靡一时。外侨人士与外国士兵，除了参加私人设宴举办的社交舞会之外，也乐于前往有舞女伴舞的舞场，或与友人共乐，或一亲舞女芳泽。[229]
若说欧美侨民因其母国习俗，而有参加舞会或上舞场的习惯与嗜好，那么在1935年中期后人数速增的日本与朝鲜侨民，似乎青睐某些涉及赌博的小型游戏场。这多少与日本势力在北平大肆扩张，许多日本浪人涌入北平从事不法行径有关。[230]虽然部分的日本或朝鲜侨民造成北平市民的诸多不安与愤怒，但不能否认这群外侨的商业经营，也变相刺激着北平的消费。[231]
外侨在北平的生活，不仅有助于促成西式的物质消费文化，也多少见证中国文化对外国人的吸引力。不少外侨逐渐融入传统氛围浓厚的北平市民生活中，过年去逛厂甸，平日去庙会凑凑热闹。[232]属于厂甸部分的火神庙，每逢新旧历年开放时，主要陈列的珠宝、翡翠、玉器等宝物，便多锁定外侨或富户为主要客源。[233]业余作家陈鸿年，曾不加掩饰地提及火神庙“这个地方，净是洋鬼子，鬼子娘儿们，还有洋泾浜舌人”[234]。
此外，位处东北隅内三区的隆福寺，更因“外人侨居，商业日盛”，在故都北平发展得比过去更兴盛，规模居当时五大庙会中最大，集会商摊近千。从庙会的发展起落，在相当程度上操之于人数有限的外侨手中，便可略窥这一小撮特殊族群，对北平消费的贡献度与影响力。
此外，北京这座古城及其近郊的众多名胜古迹与庙宇，也常可见外侨的踪迹。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1859—1942），一位在中国居住近五十年的美国汉学家，曾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寻找老北京》（InSearchofOldPeking）英文专著。[235]该书提及北京的外国人，多喜到城内、外与四郊的名胜踏青，感受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之美，与翠绿山林及雅致景色带来的心旷神怡。诸如游览西山及其中的众寺庙、香山、颐和园、黑龙潭等处，都是外国人常见的消遣。[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