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可归结外侨在故都北平社会的几项特色:首先,整体人数较民初时更多,且呈陆续增加之势。其次,就职业而言,故都阶段的外侨,不像国都时期集中从事外交或传教等工作,而朝各行各业发展。再者,从国籍观之,故都阶段仍以日本侨民人数最多;此种现象到30年代中期,愈为明显。基本上,旅平外侨,尤其是白人与日朝侨民,因中国与其祖国的不平等条约关系,以及30年代后日本在华北势力日益高涨,一般在中国享有较高的身份地位。[218]不少外侨在北平的政、商、医、学术,外交界有其势力与影响力,俨然故都北平的新特权阶级。1933年,北平市筹备自治委员会向内政部呈请繁荣北平计划提案书,其中包括建设北平为“良好住宅区”,倡言让北平:
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自庚子以来,各国侨民杂居已成事实,万难强令迁出。与其无法律之默认,以致捐税、保护、防查种种问题无从解决,何如制定条例,于此试行杂居,以为将来收回租界,撤消领事裁判权之模范。北平气候适宜,医术完备,生活程度并不过高,若道路改良,保卫周到,则各国人民之来居北平者,将日见其增益也。[219]
当时主政的市长周大文,对此一建议不甚认同;他向内政部回复:“查中外杂居一节,事关对外条例,司法改良,绝非制定一纸条例,即可了事。且各国侨民寓此者,类为经营商业,其数要不能格外增加。至其他各界人民,即使道路改良,保卫周到,超越伦敦巴黎,谓其能不远万里,舍其本国,来此侨寓,恐万无此事。此项所陈,未能达于事情。”[220]周大文对吸引外侨的计划不感兴趣,倒是继任的袁良市长,大力推动游览区建设计划,期将北平打造为具备各种娱乐建设、为各国外侨或游客乐而忘返的世界级优良住宅区。[221]下一部分,将说明外侨参与北平城市生活的消费表现。
(二)中西交融的消费特色
外侨占居北平全市人口的比例确实极低,但这一小群经济能力主要分布在中上阶层的外国客民,整体消费实力不容小觑。尤其在国都时期叱咤风云的政商权贵逐渐销声匿迹之后,物质生活原即优渥的多数外侨,在物价下滑的故都北平社会,更倍显雄厚的消费本事。且因他们对休闲娱乐的某些需求有别于中国人,因而刺激北平发展出更多元的消费形态。许多源自西方的物质享受或休闲方式,陆续出现,饮食方面有番菜(西餐)馆,娱乐消遣部分有咖啡馆、球房、舞场与电影院。[222]这些西式的消费处所,一方面满足外侨的生活需求与享受,另一方面也提供北平市民不同于传统的消费新选择。
上一章曾说明国府迁都后,北平如何逐渐形成新的消费环境;在北平的都市转变与商业区兴衰的过程中,外侨也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是造就东安市场的兴盛,使其得以取代清代到民初始终繁荣的前门大街:
比及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后,北平失去政治之重心,一切达官贵人,日愈减少,全市繁荣,大受打击,于是南城,亦遂一蹶不振,所幸东单崇文门内一带地方,距东交民巷甚近,外商林立,各国侨民杂居是处,东城繁荣,乃集于斯。加之东安市场,年来扩充,王府井大街,遂成东城荟萃之地。其富庶情况,不减于昔日之前门大街。[223]